被告李某是某镇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由于卫生院的福利待遇不高,他决定在家中私自开设诊所以增加收入。然而,他没有经过有权机关的批准。2003年11月6日晚上,原告杜某怀孕第三胎来到李某家等待分娩。李某在晚上接生了杜某,但杜某产后大出血不止。尽管李某采取了措施,但无法有效控制大出血。凌晨时分,李某陪同杜某前往县医院救治,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杜某不得不转院至某市第四人民医院。在住院期间,杜某的子宫被切除,导致七级伤残。杜某认为这是由于李某在接生过程中处理不当且未能及时抢救导致的,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54000元。李某辩称他在接生过程中没有技术上的失误,并申请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经过医学会的鉴定,得出以下结论:
某镇卫生院主张李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卫生院无关,因此卫生院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李某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私设诊所,其行为具有违法性。由于李某家中没有抢救设施,在产妇出现大出血后丧失了最佳抢救时机,进一步扩大了原告的损害后果。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证明了李某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某声称原告凝血功能障碍是出血原因,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原告选择在私人家中而不是正规医院生产,具有自冒风险的心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李某在下班后在家中接生,这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某镇卫生院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李某承担主要责任,赔偿3万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李某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从本案的性质及其法律责任来看,被告李某作为在职的专业妇产科医生,在家中私设诊所为他人接生孩子。由于缺乏抢救条件,他延误了抢救时机,导致原告的子宫被切除,后果相当严重。法院一、二审判决李某承担三万元民事责任,从私法的角度落实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然而,从公法的角度来看,对于此类违法行医行为的惩罚似乎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笔者认为,行医是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职业,国家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管理。行医者的资格和行医活动都需要依照一整套管理规范和制度进行。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服务活动都属于非法行医行为。被告李某未取得执业许可证,在家中开展医疗服务活动,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不属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应归属于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按照《民法通则》确定的赔偿原则、项目和计算标准进行处理。
此外,对于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该条例具有行业保护色彩,赔偿标准较低,并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不予赔偿,无法很好地体现生命的价值和人格尊严。
胎儿死亡的复杂原因,涉及孕妇、胎儿、医疗等多个因素。某妇幼保健医院强调对临产胎儿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某胎儿的死亡被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但法律上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并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
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包括建筑物的使用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以及无法举证排除自己是侵权人的建筑物使用人。同时介绍了高空坠物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被告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某医院因医疗过错导致新生儿患三级伤残的纠纷。杨女士在该医院分娩时,因医院催产素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新生儿出生缺氧并患有多种疾病。经过鉴定和法院审判,医院需承担部分责任并赔偿患方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数十万元。
甘女士因医院手术事故导致成为植物人的事件。甘女士的丈夫提出赔偿要求,涉及护理费和继续治疗费等共计99万余元。目前案件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确定责任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