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甲指控的诈骗罪定性错误，其行为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被告人甲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将所运输物品转卖，其行为完全具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辩护人认为以合同诈骗罪对其进行追诉才与事实相符，也符合刑法规定。
1、被告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使赃物追缴并退回受害人手中，减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被告人所诈骗的财物数额不是特别巨大，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如实提供赃物信息和动向，使公安机关及时追回赃物赃款，并退回给受害人，减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甲是为偿还债务而犯罪，主观恶性不大，应酌情从轻判决。
被告人甲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其不懂法和善良的本性所致。虽然善良不是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但辩护人认为与那些主观恶性极为恶劣的罪犯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恳请法院在量刑时适当考虑，酌情从轻判决。
3、被告人甲以往表现较好，无刑事处罚记录，有认罪悔罪表现。
被告人甲在案发后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案件的侦查予以配合，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应该酌情从轻处罚。
4、被告人甲家庭情况特殊，请求法院特殊考虑。
被告人甲有三岁女儿和需人养老的父母，妻子已经离家出走多年。辩护人恳请法院考虑其特殊情况，能够酌情考虑，对其适用缓刑，让其能够照顾小孩，赡养老人。
1、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不是本案的直接受害人，被告人没有积极赔偿其损失不能作为加重刑罚的依据。
本案被告人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根据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并结合合同法关于合同相对性原理的规定，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其与物流经贸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运输合同，而不是本案附带原告人。被告人没有赔偿附带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对被告人量刑没有关系。
2、本案附带民事原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是受害人还是共犯性质没有确定，被告人不赔偿其损失不能作为加重处罚的因素。
如果说附带原告人是受害者，那么其向被告人购买钢材的行为就是善意取得。但从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来看，公安机关以赃物名义扣押并追缴了原告人购买的钢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附带原告人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所以附带原告人要求被告人承担其损失没有依据，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没有积极赔偿附带原告人损失作为加重处罚的依据是错误的。
鉴于被告人甲具有以上法定和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辩护人建议法院对被告人甲涉嫌诈骗罪一案处以适当罚金，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以上辩护及量刑意见，望法庭予以考虑。谢谢。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对于内容真实的合同，如果行为人以超出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并设法履行，则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若未履约则可能有诈骗意图。半真半假的合同，如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并为履行努力，则不能认定为诈骗；若无履约能力借名行骗，则应以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起诉程序和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需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等环节，最终由法院审理和判决。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根据数额和情节不同，可分为多种情形。法律规定相应的刑罚和罚金。
构成欺诈行为的四个要件。首先，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包括陈述虚假事实和诱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其次，欺诈人必须实施欺诈行为，如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第三，被欺诈人必须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且与合同内容密切相关。最后，被欺诈人必须因错误认识而
合同诈骗罪的处理方式，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的处罚规定。自然人根据数额大小和情节严重程度可判处不同刑罚，单位犯合同诈骗罪则需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个人合同诈骗和单位合同诈骗的量刑标准也有所涉及，详细阐述了不同数额和情形下的刑期和罚金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