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A银行向某市B公司借款30万元,由C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期限届满后,B公司未能如期还款。于是A银行拟向人民法院起诉。经向工商部门调查得知,B公司和C公司均已被吊销营业执照。B公司的股东为W和Y,C公司的股东为X和Z。于是A银行以W、Y和X、Z为被告诉至人民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Y和X在工商档案中的股东签名均不是其本人书写。B公司和C公司在设立时均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在讨论案件结论时,产生了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公司登记采取公示制度且具有公信力,即使该登记内容有瑕疵,为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利益应判令登记的股东限期对公司清算。如不清算则承担赔偿责任,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Y和X本身不是公司股东,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参加经营活动,依法应由B公司和C公司恶意虚设股东骗取公司成立的W和Z。在B公司和C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与二公司共同对债权人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具体理由是:
第一、公司虚设的及出资不实的股东,不具备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认为B公司和C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股东在限期内承担清算责任的观点前提是该公司股东应当真实,才能责令限期清算,逾期不清算,将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而作为被冒名的股东本身就是受害者,还要为虚假验资骗取公司成立及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侵权人承担其公司债务清偿责任,于法于理都难以服人,有悖立法原则。
根据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8条及59条的规定,对虚假注册资本以及提交虚假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公司登记的,除责令改正外,情节严重的,还可撤销公司登记,吊销营业执照。国家工商局《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进一步规定“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8条及59条的规定,被撤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的。该公司自始即无法人资格”。上述法规和规章实际上均来自《公司法》第206条的原则规定。
由以上引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清算主体资格是公司设立时,股东履行了法定责任而取得的,其中履行出资责任是最核心的责任。当股东恶意规避法律,提供虚假证明资料骗取登记及虚假出资时,应当认定公司的设立行为有严重缺陷,公司实际上不具备独立人格和独立责任。因此,在本案中,两个被告公司股东均不具有清算主体资格。
第二、判令股东在出资不实限度内与公司承担责任的观点,其责任仍然是以出资额为限,实质是一种有限责任,不符合我国公司法中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宗旨,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在本案中,在B和C公司主体诚信的情况下,由其承担一种类似于“补足出资”的责任。显然会滋生股东提供虚假出资的侥幸心理,即公司经营状况差时,股东可以用较少的出资获取有限责任,从而规避风险。而在公司难以清偿债务时,股东仅需要“补足”出资。这种作法使得出资不实股东不但不会因为虚假出资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使得股东有机会用本应投入公司的资产支获取额的利益。对于债权人来说,由于公司的实际清偿能力低于公司的担保能力,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必然面临风险。同时,也没有体现出对违法股东的惩戒,不符合公平原则。
第三,B公司和C公司在工商注册各单上的股东实质上是虚假及出出资不实的股东,该两公司实际上不具备独立人格和独立责任。从而在公司的设立上否认公司人格,在责任承担上,应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法院除建议工商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外,一直索其承担无限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在其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使该设立人与公司同对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有利于平衡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义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虚假出资行为的发生。
股东知情权的内容、理论依据以及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股东知情权包括查阅权、质询权、公司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诉讼救济请求权等。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完整逻辑体系,存在对股东质询权不明确和外部检查人选任权缺失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管提供借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公司不得直接或通过子公司向这些人员提供借款,相关行为无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规所得应归公司所有。此外,不符合特定情形的人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犯罪被判处刑罚、破产清算公
股东出资不到位需要承担的责任。股东如未按规定缴纳全部出资,需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方面,需补充缴足未到位的出资额并支付违约金,且在公司对外负债时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行政责任方面可能会面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若存在虚假申报
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罚款的合法性及法律依据。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股东间没有管理或从属关系,股东大会原则上无法对股东进行处罚。股东完成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后,并不受股东大会决议的处罚。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或授权,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股东会决议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