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偏重案件实体或对犯罪的惩罚，或者过分关注被告人的人权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都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为了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世界各国不断调整刑事程序的价值目标。例如，美国的排除规则旨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由于该规则导致一些罪犯因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而被无罪释放，限制了刑事诉讼的功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增加了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从而限制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增强了刑事程序的功能。类似地，联邦德国在50年代之前原则上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但在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强调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
一些国家还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例如，日本刑诉法典第1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
为了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标，各国在刑事诉讼构造上吸收了对方构造的因素。原本强调专门机关职权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家司法权滥用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措施，而对专门机关职权作用重视不够的国家则对发挥职权作用给予了关注。例如，日本在二战后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刑诉构造。意大利也关注对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引进，并重新设计了新的刑诉法典。
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国家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因素，确认了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依赖权和沉默权，弱化了职权主义的预审程序，采用了交叉询问的方式，并保障了被告一方询问证人的权利。
在考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世界性趋势之后，我们需要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状进行考察。总体上来说，我国刑诉法所确立的各项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然而，为了修改与完善立法，我们需要发现和指出其不足之处，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进步和文明。
在处理发现真实与程序正当、控诉、辩护、裁判三种基本诉讼职能的关系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的作用重视不够。在审判前程序中，应更加注重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确认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依赖权和沉默权，弱化预审程序，增强审判前的当事人抗辩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在本国国情和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完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需要在处理发现真实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方面取得平衡。
其次，应完善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程序，特别是在审判前程序中。
再次，应对违反法律程序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该原则适用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提起的上诉案件，目的是不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具体内容涵盖不得在量上增加同种刑种、不得改变刑罚执行方法等。但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自诉人上诉等情况下不受此原则限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在运用该原则时需
刑事案发后与嫌疑人的录音在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录音能否作为证据需考虑其与案件的关联性、取证的合法性等因素。若录音合法、关联性强且真实充分，可作为证据；若存在非法手段或关联不强，则可能被排除。
轻微伤证据不足的处理方式。法院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证据不足，将驳回起诉。人民检察院在特定情况下可对轻微伤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相关财产限制。对于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等，人民检察院会提出意见并移送相关机关处理。
刑事拘留和拘役有以下区别：1. 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而拘役是一种刑事处罚。2. 拘役的目的是剥夺犯罪人的自由，而刑事拘留的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3. 拘役适用对象是犯罪分子，而刑事拘留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者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