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被划分为一个个民族国家，国家作为人民（公民）聚集体就有了特定的神圣性。西方近现代哲人有许多关于国家的理论，大多是在赋予国家现代意义的同时，增添国家作为人民（公民）共同体的积极价值和神圣意义。
从法制角度看，现代人民以国家的名义立法，以国家的名义司法，亦是以国家的名义将行政的权力授予政府。政府是国家行政事务的代理人，法院和法官是国家司法的代行人。作为国家的司法，通常的过程是，法官在法院审理公民个体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的冲突案件，或者审理政府与公民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冲突案件，代表国家主持司法的正义。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应当是居中审判，应当是正义的主持者，而决不能成为诉讼者之一方、矛盾冲突之一方。
然而，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程序设置存在问题，将起诉权交给了一个代表国家的机关，而非交给一个代表政府的机构。由代表国家的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的起诉权，起诉刑事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这就使得刑事诉讼之双方之中一方是公民个体或群体（还有所谓单位犯罪主体），另一方是国家。既然国家作为诉讼之一方，国家岂能再是诉讼的审判者！？国家起诉他人，再由国家进行审判，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有违诉讼回避规则，如何实现正义？
何况，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设置中，代表国家起诉的检察院还是刑事审判过程的监督机关，即检察院代表国家对刑事诉讼进行监督。这样一来，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国家既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方，又是审判者，还是监督者。这样的刑事诉讼角色安排，实际上是在刑事诉讼中置国家于十分难堪的地位。从理论上说，这是很难保障诉讼审断之公正的。
要改变刑事诉讼中的国家的难堪地位，办法实际上不复杂。这就是改变刑事诉讼起诉者在国家机构中的性质，改其代表国家为代表政府。这里试拟一改革方案：一、将刑事诉讼的起诉职能交由政府司法部门承担，政府司法部门聘任公职律师，从事刑事诉讼的起诉工作。这种公职律师可称为检察官，也可称为政府律师或公职律师。二、检察院依然代表国家，但专门从事法律监督工作，包括监督司法工作和执法工作，也包括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的各项工作，这应该很有利于反贪反腐工作的加强。
卜安淳，男，南京高淳人，现任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主编，编审，二级警监，兼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法社会学教授。
本文摘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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