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价值是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对人的需求进行满足的意义。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需求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根据自身需要赋予客体一定的价值，而客体通过满足主体的需求来实现其价值。价值问题最早在经济学领域得到关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渗透到法律、道德、艺术等各个领域。
在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着两种主流的价值观：目的价值观和过程价值观。
目的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在于实现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具体而言是维护自由和秩序的价值结构。根据这一观点，刑事诉讼的价值包括秩序、公正、效益等多个方面。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国家设立刑事诉讼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通过对犯罪的揭露、证实和惩罚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进而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因此，将自由和秩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对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也提示了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正当基础和终极目的。
过程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目的，更重要的是在于保持一定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刑事诉讼的程序必须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和科学性等形式价值。这些形式价值实际上也是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法院最后的判决对其不利，但只要程序本身是中立、平等、公开的，人们也趋向于接受判决的结果。程序本身的中立、平等、公开有助于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判决。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个由目的价值系统和形式价值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价值体系。目的价值观关注刑事诉讼制度的实体目的和社会理想，揭示了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根基；而过程价值观关注刑事诉讼程序的形式合理性，保证程序的中立、平等、公开和科学，从而满足人们对诉讼过程的需求。
有学者认为，将刑事诉讼的价值定位为自由和秩序等是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价值问题作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探讨。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片面重视了哲学认识论，忽视了哲学伦理学。将价值定位于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只能推导出“价值就是有用性”的结论。然而，这种观念只能导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工具主义的束缚。因此，该观点主张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刑事诉讼的价值。
具体而言，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善”，是人们值得追求和向往的。伦理学上的“善”是一种高尚的、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可以是值得羡慕的，也可以是对某种目的有用的。因此，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分为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也就是“作为方法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根据这一观点，人们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可以有两个独立的价值标准：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以及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
刑事诉讼的价值应当是一种过程价值。作为一种过程价值，刑事诉讼价值不仅指抽象的安全、自由、秩序和正义，还包括诉讼的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为了实现其内在价值，刑事诉讼程序必须符合特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具有特定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为了实现其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刑事诉讼程序必须考虑如何对刑法的正确实施具有积极的效用和保障意义。
上述观点共同强调了刑事诉讼的过程价值。过程价值观突破了传统的目的价值观，揭示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程序性法律在价值追求上与实体性法律的区别与独特性。过程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不仅具有致成结果公正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在程序过程本身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因此，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应该从过程价值的角度来全面认识。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集中反映了人的自由和秩序的最低限度需求。该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有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两个价值子系统。目的价值是刑事诉讼致力实现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具体而言是自由和秩序的价值结构。形式价值是指刑事诉讼本身在组织结构上的形式合理性，即必须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和科学性。
目的价值是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主要方面，它真正反映了刑事诉讼致力寻求的社会理想和目的。自由和秩序是刑事诉讼的终极价值，其他价值都是从这两个价值派生而来的，并为其服务。公正和效益等次级价值实际上是自由和秩序价值的保障和实现手段。公正价值要求刑事诉讼不仅要实现自由和秩序，而且要以公正的方式实现。效益或效率是实现自由和秩序的有效方式或途径，但它本身并不是终极价值。
因此，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既包括目的价值也包括形式价值，二者相辅相成。目的价值是为了实现自由和秩序而设定的，形式价值则是刑事诉讼程序在组织结构上的合理性。只有综合考虑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才能建构科学、合理的刑事诉讼程序。
犯罪行为对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社会对犯罪采取反击措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旨在通过对犯罪的制裁来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回复社会的秩序和安全，确保个人自由。
刑事诉讼是对犯罪的否定，对自由和秩序的否定之否定，以此作为自己的道德基础和正当性根源。
在古代社会，刑事诉讼制度在服务于少数权力统治者的意志的同时，仍然追求自由和秩序，尽管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了质疑。
近代以来，国家主权原理的转变使布衣民众成为国家主权的真正拥有者，刑事诉讼机制的人权保障机能得到增强，成为确保公民个人自由的有效工具。
法律的价值不仅包括其在实现社会目的上的作用，还包括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即形式价值。
形式价值指的是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备的肯定或“好”的品质，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属性。
法律的道德性包括外在的道德和内在的道德。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的或理想，内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法治原则。
法律的形式价值要求法律除了具备实质理性之外，还应当具有形式理性，即确保法律的自治性、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解纷机制，以程序自然法为思想渊源和理论根基，形式价值也是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重要层面。
刑事诉讼除了致力于实现自由和秩序等目的价值之外，还必须关注程序本身的理性，尽量作到形式公正。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解纷机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让社会成员公开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的自由和秩序。
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仪式或表演性质，通过这种仪式或表演，社会公众的紧张、不满情绪得到疏导、舒缓，形式的合理性是相当重要和关键的。
在法律领域中，目的价值与形式价值之间存在着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富勒的观点，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为法律的事业提供了相同的服务。此外，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败坏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败坏。富勒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一个立法者出于极端利己或严重不公平的目的而制定法律，那么他不可能使法律的表述清晰明了。再比如，如果美国国会现在制定一项禁止避孕的法规，显然这个法规不可能得到强制执行，因此违背了官员行为与法律规则的一致性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法律违背了内在道德，它就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实体目的；如果法律严重地违背了法律的内在道德，它就不应被称为法律。这表明，目的价值与形式价值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
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需求而存在的。缺乏目的价值或形式价值，刑事诉讼都无法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也无法实现解决纠纷和争议的社会功能。同时，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之间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式价值是实现目的价值的有效保障，而目的价值为形式价值提供了目标和导向。经验表明，缺乏形式价值的刑事诉讼制度很难实现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的理想和目的。而在缺乏自由和秩序价值理想的社会环境中，刑事诉讼制度也无法具备形式价值。历史上，在封建专制社会，刑事诉讼制度曾服务于少数权贵统治者的自由和秩序，对广大人民的自由构成威胁。这种丧失真正社会理想的制度设计显然无法具备形式价值。例如，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自侦自查、自诉自审，刑事诉讼程序缺乏中立性；被告人面对拥有几乎无限权力的纠问官，被告人仅是程序的客体，只有认罪的义务而无辩护的权利。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被告人来说是奢谈。同时，由于奉行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合法化，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充斥着极端的非人道性、反科学化。反过来说，即使刑事诉讼机制以实现自由和秩序为终极目标，如果违背了形式价值的要求，也难以实现其理想和目的。例如，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机制在目的价值层面上致力于实现自由和秩序，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机制忽视了形式价值的塑造，存在程序的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参与性和人道性方面的不足。缺乏形式价值导致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机制无法有效实现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的社会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同等重视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以确保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
人们对目的价值与形式价值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目的价值作为人的根本需求，具有静态和恒常的特征，始终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不变目标。然而，形式价值具有动态特征，对于形式价值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觉醒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人的理性未得到启蒙，对诉讼程序的认识还很肤浅，程序结构简单而粗糙，诉讼程序的形式价值如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等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尤其在封建社会，基于集权统治的需要，法官集刑事诉讼、起诉、审判三权于一身，导致程序的形式价值几乎被破坏殆尽。直到近代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启蒙，人们对诉讼程序的形式价值的认识才得到真正提升。诉讼程序的形式价值不仅具有保障目的价值实现的功能，更是确保法律自治、树立法治权威的关键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诉讼程序的形式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程序的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民主性、科学性等在世界各国的诉讼立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反映，形式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内在统一性不断融合、加深。当前，形式价值与目的价值的融合、统一已成为世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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