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超期羁押的原因主要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问题。本文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羁押制度的建议。
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侦查机关在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后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导致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延长的情况。审判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法院没有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案件，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为了防止超期羁押的发生，有必要完善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首先，应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其次，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适用羁押手段，坚决杜绝滥用羁押手段和不当延长羁押期限的行为。此外，应将取保候审的申请和审批程序进行规范，确保符合条件的申请能够得到及时审批。同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取保候审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和刑事犯罪现状。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是一项适用于罪行较轻或特定情况下的犯罪嫌疑人的措施，其效果良好。在诉讼过程中，只有将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匹配，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取保候审本来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但现实中却经常选择逮捕关押，这不仅增加了羁押场所的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不符。同时，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并增加了保证金的形式，使取保候审更具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从现行的保证人制度来看，除了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它对被取保人还具有一定的心理和经济强制作用。因此，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着司法价值，这是羁押所无法简单替代的。
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应转变观念，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在决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准，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以降低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
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被广泛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司法中虽然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缺乏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具体的程序，因此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有限。这种缺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影响司法公信度和人民满意度。
为此，我们建议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首先，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羁押纳入司法监督范畴，使羁押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次，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审查起诉期限和案件审理期限。同时，被羁押人对于上述阶段的羁押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以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理由进行审查。
目前，我国的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享有许多特权，无法有效控制和监督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我们建议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做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的义务，以便依法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和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我国法律规定下，任何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都享有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行聘请律师，若被羁押，其近亲属等也可代为聘请律师。此外，律师在辩护中享有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同时也有提出意见、参加法庭
刑法中关于羁押期限与刑期折抵的关系。羁押期限可折抵刑期，仅限于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羁押期限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具体折抵规定为管制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两日，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在特定情况下，如发现另有重要罪行等，羁押期限
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的相关规定。对于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特定类型案件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可以再延长2个月。公安机关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提出延长羁押期限的要求。特别重大复杂案件由最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指出在变更强制措施时存在的解除程序的复杂性和逻辑性问题。文章强调，对于取保候审和其他强制措施的变更，不应有特殊规定导致解除程序的差异。文章认为，当前的规定缺乏必要的法定条件和理论基础，应统一规定强制措施的变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