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行政行为证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明确将其界定为“证据”。根据该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以及相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从字面上看，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管理交通安全和处理交通事故是公安交通部门的法定职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因此，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证据，而不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民事诉讼证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的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调解或处理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交通事故的处理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分属于公安和法院的主管，适用的程序也各不相同。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的行政法上的证据，比作为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据更为合适。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明确认定书的行政证据属性，这导致了认定书性质的争议。

证据的客观性与认定书内容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后一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因此，认定书的内容包括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如天气、事故时间、地点、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等客观记载，还包括对交通事故的成因判断以及当事人的责任认定。如果将其视为书证，那么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就应该存在，并且对事故发生之前的情况有客观的记载，并以此记载证明相关事实。然而，认定书是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才制作出来的，而且记载的后两项内容显然属于主观判断，体现了事故处理者的推理逻辑和法律适用的思维内容。

从书证的角度来解释认定书，必然存在着客观与主观的矛盾。作为证据，认定书必须具有客观性，即证据的内容是事先客观存在的，并且没有参杂证据收集者的主观判断。然而，认定书恰恰是证据收集者事后对事故情况的记载和主观判断的综合体。因此，认定书上主客观并存的矛盾难以解决。这是立法上将其界定为“证据”的一个困难之处，令人费解。然而，将认定书视为鉴定结论可以避开这一矛盾，但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假设显然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