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王先生出售了他的现代汽车，筹集资金并部分按揭购买了一辆宝马作为他的座驾。这辆新车对王先生来说非常重要，他不仅在车上贴了“老婆和车概不外借”的车贴，还为爱车购买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等保险。尽管王先生非常爱护他的车，但还是遇到了一次意外。2013年2月2日，王先生驾车外出时，一名骑电瓶车的人突然横穿公路，王先生来不及刹车，只能急转方向避让，结果车子连人带车都翻进了公路旁的深沟。虽然人没有大碍，只受了轻伤，但爱车却损毁严重。王先生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勘查了现场并将车辆拖到修理公司。事后，保险公司派员进行定损，认定王先生的车损为35640元。然而，王先生向4S店咨询后得知，修复车辆外观至少需要花费70000元。王先生不得不聘请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车损76000元，鉴定费为1500元。王先生拿到鉴定意见后再次与保险公司协商，保险公司同意重新定损为76000元，但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不赔偿鉴定费为由拒绝赔付鉴定费。王先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根据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不赔偿鉴定费的条款，鉴定费并不属于直接损失。王先生作为成年人，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理解并接受该条款。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合同一旦生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拒绝赔付鉴定费。
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既扮演了运动员的角色，又担任裁判员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本案中，保险公司最初给出的定损金额就是不合理的。王先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得不进行鉴定，这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对王先生来说，鉴定费是他实际支付的款项，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保险合同中约定不赔偿鉴定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应被视为无效条款。因此，保险公司应当赔偿鉴定费。
笔者支持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也称为附合合同。格式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已经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合同。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于合同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进行协商，而是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提出的合同条件。因此，投保人的意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于保险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动接受的结果。
其次，公平正义不仅是法律追求的价值，也是衡量行为规范的标准。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或合同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在保险合同关系中，保险公司既充当了定损人又充当了裁判员，这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的。当投保人不接受保险公司的定损结果时，如果不允许投保人聘请中立的鉴定机构进行评估，就是强迫投保人接受保险公司的不公正结论，这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背离。鉴定机构提供有偿服务是合情合理且合法的，因此，鉴定费并非间接损失，而是投保人直接的经济损失。
最后，根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承担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王先生聘请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目的是为了确定他爱车的损失程度，即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鉴定费是为了这一目的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这一鉴定费用。同时，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免除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在本案中，保险合同中约定不赔偿鉴定费的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因此，该约定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王先生已经支付的鉴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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