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进行了重大修改，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法律功能上来看，律师法原本只是规定律师的权利义务、职业道德和相关惩戒规定，却涉及了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可以说律师法承担了其不应有的功能。
律师会见权通常被认为是律师的权利，但实际上更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失去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最需要与律师进行协商和交流。如果仅将会见权视为律师的权利，就好比认为医生应该拿着诊疗器去找病人。因此，应借鉴英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以确保犯罪嫌疑人随时能够得到律师的帮助。
律师调查权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权利。由于律师不享有公权力，他们在进行调查时经常遭到拒绝，同时调查过程充满危险。这说明律师的调查并非一种权利。在我国，律师调查的规定经历了一次循环。1996年规定律师取证需经当事人同意，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但律师法又取消了这一规定。对于律师的调查，律师应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调查令，甚至传唤证人。在这一点上，民事审判走在了前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意见(一)》率先规定律师可以申请“调查令”。美国联邦宪法也规定律师可以要求法院采用强制手段调取证据。
律师阅卷权也不应仅视为律师的权利。对于一些涉及重大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允许被告人阅卷可以获得更好的辩护效果。
从制度上加强刑事辩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在实践中，律师会见被拒绝或看守所不承担任何后果时，律师无法获得救济，只能诉诸行政法庭，但往往不被受理。没有救济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应赋予律师实体救济的权利，例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宣告违法行为无效的制度。
司法听证制度是在程序上提供救济的一种方式。对于存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律师辩护权被侵犯等重大程序违法现象，如果没有听证制度，就无法上诉，因为没有结论，也就没有上诉的对象。
根据调查，目前看守所承担了约10%的深挖余罪的功能，成为侦查机关的延伸。在考核方面，看守所有机会获得破案立功的奖励，这导致律师会见与其利益相冲突。因此，应考虑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同时，还应考虑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律师掌握的无罪证据应当展示给控方。
律师见证和公证两种法律行为的相似性。两者都涉及确认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律师见证的目标包括确认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应用范围主要是各类合同。律师见证的收费标准根据合同种类和金额等因素协商确定，与律师代办公证的收费有所不同。
刑事诉讼中委托辩护的情形。被告人有权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委托辩护人，并可通过多种方式预约律师进行咨询和委托手续。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多种权利，如提供法律帮助、会见和通信等。同时，辩护律师可以查阅相关证据材料，并有权对委托人的信息和情况保密。
单位聘请法律顾问的程序以及需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情境。单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聘请意向，经过核实条件、商定事项、签订合同等步骤完成聘请。在决策涉及法律权益和纠纷发生时，应考虑聘请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可防范法律纠纷，解决纠纷，维护合法权益。
为何在法律问题中需要聘请律师。文章指出，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使得即使是看似简单的案件也可能涉及复杂因素。律师的作用不仅在于诉讼阶段，还在于提供咨询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当事人应避免对律师作虚假陈述，因为这会影响律师的判断和解决方案。律师不能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