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进行了重大修改，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法律功能上来看，律师法原本只是规定律师的权利义务、职业道德和相关惩戒规定，却涉及了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可以说律师法承担了其不应有的功能。
律师会见权通常被认为是律师的权利，但实际上更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失去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最需要与律师进行协商和交流。如果仅将会见权视为律师的权利，就好比认为医生应该拿着诊疗器去找病人。因此，应借鉴英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以确保犯罪嫌疑人随时能够得到律师的帮助。
律师调查权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权利。由于律师不享有公权力，他们在进行调查时经常遭到拒绝，同时调查过程充满危险。这说明律师的调查并非一种权利。在我国，律师调查的规定经历了一次循环。1996年规定律师取证需经当事人同意，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但律师法又取消了这一规定。对于律师的调查，律师应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调查令，甚至传唤证人。在这一点上，民事审判走在了前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意见(一)》率先规定律师可以申请“调查令”。美国联邦宪法也规定律师可以要求法院采用强制手段调取证据。
律师阅卷权也不应仅视为律师的权利。对于一些涉及重大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允许被告人阅卷可以获得更好的辩护效果。
从制度上加强刑事辩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在实践中，律师会见被拒绝或看守所不承担任何后果时，律师无法获得救济，只能诉诸行政法庭，但往往不被受理。没有救济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应赋予律师实体救济的权利，例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宣告违法行为无效的制度。
司法听证制度是在程序上提供救济的一种方式。对于存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律师辩护权被侵犯等重大程序违法现象，如果没有听证制度，就无法上诉，因为没有结论，也就没有上诉的对象。
根据调查，目前看守所承担了约10%的深挖余罪的功能，成为侦查机关的延伸。在考核方面，看守所有机会获得破案立功的奖励，这导致律师会见与其利益相冲突。因此，应考虑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同时，还应考虑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律师掌握的无罪证据应当展示给控方。
我国法律规定下，任何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都享有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行聘请律师，若被羁押，其近亲属等也可代为聘请律师。此外，律师在辩护中享有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同时也有提出意见、参加法庭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性。律师会见可以提供心理支持、法律咨询服务，了解案件情况并做准备工作，帮助犯罪嫌疑人认识自身行为，收集重要证据，避免刑讯逼供，了解涉嫌罪名以及申请取保候审。这些都有助于犯罪嫌疑人更好地应对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辩护律师的职责与权利。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代理人，需根据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享有多项权利，如查阅复制相关材料、会见通信犯罪嫌疑人等。律师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提供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
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条件和辩护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律师在特定情况下，如刑事诉讼、民事或行政诉讼、代理调解仲裁等，可以会见在押罪犯。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多项权利，如提出辩护意见、提供法律帮助、查阅案卷材料等，同时也有义务依法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