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统治里，宗法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主导了整个婚姻体制。宗法思想认为，婚姻应该由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来决定，个人的意愿和选择被忽视。这种制度下，结婚离婚的行为受到宗庙和后世观念的制约。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都规定了主婚权，即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作为子女和卑幼的主要婚姻决策者。类似的做法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如罗马法规定，子女在家父权下订婚必须得到家父的同意。印度《摩奴法典》规定，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结婚，都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日耳曼法规定，结婚必须取得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在这种法律态度下，男女双方在结婚离婚问题上都缺乏自主权。
婚姻自主权是相对于主婚权时代而言的一种权利。它代表了公民独立行使婚姻决策的权利，不受他人非法干涉。婚姻自主权是一种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作为主体而得以行使的一种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婚姻自主权使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婚姻状况，不受他人的限制和干涉。无论双方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异如何，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并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就有权利登记结婚。
一些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是一种自由权，将其归入自由权的范畴。然而，将婚姻自主权等同于婚姻自由权是不妥当的。自由权是指个人不受他人干涉和限制的权利，而自主权是指个人依靠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利的能力。婚姻自主权是一种权利范畴的客观存在，是自由权中的一种。将婚姻自主权视为自由权，并不能准确表述婚姻自主权的本质特点，不利于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一些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是一种基本的身份权。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特定身份为客体而享有的维护一定社会关系的权利。然而，婚姻自主权并不需要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存在，它是直接被法律规定的一种原生权利。此外，身份权在内容上涉及权利与义务的交融，而婚姻自主权只涉及权利的行使，不涉及义务的承担。因此，将婚姻自主权归入身份权一说混淆了婚姻自主权的价值，不利于权利主体行使婚姻自主权。
一些学者认为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是独立的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以人格利益为客体。婚姻自主权是一种原始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婚姻自主权保护个人在婚姻决策中的自由选择，体现了个人的人格利益。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特别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有所区别。将婚姻自主权划入正确的范畴有助于保护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建立和维护正常、有序的社会关系。
根据《民法总则》，自然人享有多项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指的是法律直接赋予自然人的各种人身权利
依据婚姻自主权，我国公民有权依法缔结或解除，并不受对方的强迫或他人的干涉。杨*新先生认为，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产生并由其专属享有，以其体现的身份利益为客体，为维护该种关系所必须的权利。因此，婚姻自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特别人格权。
从主体上讲，达到法定婚龄的未婚男女、离婚或丧偶的男女均享有结婚自主权，复婚与再婚自由是结婚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但结婚自主权不包括重婚自主权。因此，婚姻自由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人格权。也就是说，公民的离婚自主权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防止轻
妇女的婚姻自主权是妇女按照法律规定，自己作主决定其婚姻的缔结和解除，不受其他任何人强迫和干涉的具体人格权。侵害订婚自主决定权的行为。如包办他人订婚，强迫他人订婚或不订婚，借婚约而侵害他人权利，等等。对于侵害婚姻自主权的受害人主张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