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托法》的颁布为公益信托确立了明确的法律地位,进一步保障了基金会的运作。然而,作为受托人的基金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保值增值困难。基金会成员多为社会知名人士和文化人士,缺乏理财经验,无法科学地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导致公益基金的价值难以增长;二是基金滥用问题。现行法律对基金会的各种活动缺乏有效监管,容易发生贪污或挪用基金的行为;三是定性不明确。基金会可以募集和接收社会捐赠资金,并用于公益事业,但长期以来,对捐赠和信托两种行为缺乏明确界定,对于基金会所接受的资金究竟是捐赠财产还是信托财产存在争议。
如果组织和个人在委托基金会进行公益事业时与其签订了信托合同,并约定了信托成立的法定要件,双方的法律关系明确无疑。然而,许多组织和个人向基金会提供资金时并未与其签订信托合同。根据《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采取书面形式,同时,《信托法》中的“公益信托”章节对公益信托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如设立信托监察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等。从法律形式上看,这似乎不符合公益信托的成立要件,进一步增加了定性的困难。
尽管慈善基金会将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管理,信托公司能够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保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从保值增值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组合确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基金会接收捐赠财产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仍然存在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基金会将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管理的法律环节中,二者的法律关系尚不明确。如果仅仅是普通的委托理财关系,就失去了信托制度设计的许多灵活性和弹性空间,如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风险隔离等功能将失去意义,这样的法律设计不利于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建立信托关系,基金会、财产捐赠人和信托公司之间将涉及多重身份,如何协调这些身份,如何实现严格监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基金会与信托公司的关系是否属于公益信托、是否受公益信托相关条款约束也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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