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说”和“反对说”都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然而，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肯定说”过于牵强附会，而“反对说”的理由也不充分。从争论情况来看，“肯定说”由于论证充分而占据上风，而“反对说”由于过于依赖现行立法规定和肤浅的理由而处于弱势。尽管如此，笔者在全面考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倾向于支持“反对说”并试图在论证方面完善之。从发展的眼光看，现行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外，是理性而明智的。它既体现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民事立法的精神实质，也符合当代刑事审判制度发展变革趋势。
不允许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国家立法权衡利弊的结果。这一选择对犯罪受害人民事权利的保护不利。虽然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堵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渠道，但其真正意图仍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推测。一方面，出于兼顾公平适用法律的考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能保证所有犯罪分子都受到公平的民事法律追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保证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得到适当赔偿或补偿。如果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将扩大这种不公平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反对说”的合理之处以及为了解决司法中的争议，保证各地司法的统一性。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接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争议并不会因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而终止。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立法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形成立法互动，看似理想但欠现实，而且得不偿失。首先，立法互动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数量相当，破坏了“附带”的特性，引发主次不分的问题。其次，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复杂性制约了立法互动。这类案件在审理上更复杂、难度更大，需要更高的法官素质和更精细的审判分工。最后，立法互动不符合现代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扩大化和诉讼混合现象，与现代诉讼制度及审判制度改革潮流相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宜扩大化，因为刑事案件增加使附带审理民事诉讼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其次，法官的法律素质难以适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扩大化，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更为复杂，需要更高的民事法律素质。最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功能与作用已经大大弱化，它对刑事诉讼和刑事审判的制约效果日益凸显。过于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导致误导司法等相关弊端。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权利。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享有陈述权利，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享有问询权利，当事人对证人和鉴定人也有问询权利，并有权对物证进行辨认。此外，当事人还有申请权利，如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等。只有经过当事人辨认和证
关于停尸费的责任承担问题。办案机关对于查明死因且不需要继续保存尸体的案件，承担停尸费；家属未处理导致的停尸费原则上由家属承担，但若因被告人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经济损失，可要求被告人承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独立诉讼地位及其诉讼权利与义务。被害人享有控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并需履行相应义务。如认为公安、检察机关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不立案、不起诉，被害人可要求法律监督。被害人既可以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解决中的应用。在周某与郑某交通事故案例中，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但郑某因伤势加重被确认为九级伤残后提起诉讼。对是否应驳回郑某请求存在分歧。最终法院应考虑当事人受损程度和责任大小来确定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