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遗嘱见证的必要性与国际人权法的关系

国际人权法对律师遗嘱见证的重要性

律师遗嘱见证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与国际司法准则紧密相关。刑讯逼供和强迫公民自证罪在国际司法公约中被严格禁止。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法和刑事司法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宪章》(1945)、《世界人权宣言》(1948)、《国际人权公约》(1966)、《保护不受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1988)，构成了完备的国际司法准则。这些公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并在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我国的国际化进程与律师遗嘱见证制度

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正式批准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公约的学习对于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律师遗嘱见证制度对人权的保护

律师遗嘱见证制度的建立不仅在程序上具备合法性，同时也是一种人权保护措施。根据《牛津法学大词典》对人权的定义，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要求法律承认和保护那些在个性、精神、道德等方面独立发展的权利。人权被认为是个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产物，不仅仅是由法律所授予，也不能被法律剥夺或取消。国家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有义务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人权。律师遗嘱见证制度的确立不仅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刑讯逼供，加强控方证明力，还是为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证，促进社会正义。因此，律师遗嘱见证制度对人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改进与缺陷

为确保人权，我国于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实行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论的基本精神。其次，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第三，完善了辩护人制度，提前了律师的介入诉讼时间，更加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然而，新的刑诉法中仍存在一些立法上的缺陷。例如，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承担认罪供述的义务。这与国际司法准则相悖，因为国际法准则规定不得自证其罪，即司法部门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招供或认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与国际法准则不符。因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遗嘱见证的帮助是必要的，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律师遗嘱见证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为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律师遗嘱见证制度应当达到以下几个目标。首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采取辩证法原理，以建立律师遗嘱见证的技术基础。其次，律师在见证时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权，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律师办理案件应以事实和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罪轻或减轻的罪行。因此，律师作为参与人应具备相对的独立权，这是律师遗嘱见证的前提基础。第三，律师遗嘱见证中的公正权是律师的职责。作为法律中介机构，律师在刑事行为中居于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居中地位，因此律师遗嘱见证具有相当的公正权。第四，律师遗嘱见证中的参与权是律师遗嘱见证制度的基础。律师遗嘱见证作为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深入各个环节，使律师的见证具有相应的政治基础。基于以上原因，律师遗嘱见证制度能够实现相应的目标，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