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了他的单位,让其来证明房产最终要归三女儿所有。半年后,三女儿又征求父亲的意见,想再请律师做一份遗嘱见证,廖某同意了。于是,两名律师找到了廖某,对其立遗嘱的情况进行了解,并制作了一份谈话记录,廖某在谈话记录上亲笔签名和按手印,律师事务所据此出具了一份遗嘱见证书,有两位律师签名并加盖律师事务所的公章。2000年2月,廖某去世,廖某的大女儿和二女儿找到三女儿,要求分割廖某的遗产未果,遂将三女儿告上法庭。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着遗嘱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廖某所拟的遗嘱无效。其理由如下:本案中,廖某所立的遗嘱系由其三女儿代为书写的,是代书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廖某在立遗嘱时,并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虽然廖某事后将遗嘱交给了其单位,要单位来做个证明,并且又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但是,由于单位的人在廖某立遗嘱时并不在场,也没有在遗嘱上签名,律师的见证上面只有律师的签名和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却没有廖某自己的签名,因此,本案遗嘱在形式上是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的,应予以确认无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遗嘱应认定有效。理由如下:虽然继承法第十七条作了上述规定,廖某所立的遗嘱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律师的见证也没有廖某的签名,但是,从继承法的立法本意上看,不难看出继承法对代书遗嘱设置有两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目的是为了证明遗嘱人所立的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廖某在立下遗嘱后,将遗嘱交给了单位,要单位来做个证明,证明其房产最终要归三女儿所有,并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对廖某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了解并制作了笔录,由廖某在谈话记录上签名和按手印,这些事实可以充分证明廖某立下遗嘱,将其房产留给三女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遗嘱认定有效,既不违背廖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继承法的立法本意没有冲突。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如前所述,该遗嘱一开始的时候缺乏形式上的要件。如果要认定该遗嘱有效,那就必须是后来廖某单位的证明以及律师的见证可以成为该遗嘱形式要件的有效补充。我们应从法律规定入手,从本质上探索其适用的目的性。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需要见证人在场并签名,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遗嘱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防止见证人或他人的非法行为,确保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廖某的代书遗嘱缺乏见证人,从上述角度讲,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得到确保。但是,廖某后来的行为都充分地表示了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其意思表示已经得以确认。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认定其遗嘱为有效遗嘱。
公证遗嘱与见证遗嘱的区别。公证遗嘱是由公证机关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遗嘱,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而见证遗嘱则是律师进行见证的遗嘱,其效力与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相当。两者在法律效力和证明程序上存在明显差异,且当存在多份矛盾遗嘱时,以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
律师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律师可以担任遗嘱执行人,但必须符合无利益关系和不属于继承人的条件。同时,文章还介绍了遗嘱的见证人的限制,包括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等不能作为见证人。
口头遗嘱的效力要件。口头遗嘱生效需满足遗嘱人具备订立能力、处于危急情况、有见证人存在、受益人合法以及遗嘱内容合法等条件。同时,根据《继承法》规定,口头遗嘱仅在危急情况下有效,且必须有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口头遗嘱失效。
遗嘱对私生子的财产继承问题。私生子可以通过遗嘱继承财产,但遗嘱需遵循《继承法》规定,为缺乏劳动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判断继承人是否符合这一标准的时间点是遗嘱生效时,且具体标准在我国继承法中存在模糊性,给实际操作带来难度。对于不同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