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应区分情节是否严重，危害是否较大。有重婚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只有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才构成重婚罪。
(2)有配偶的妇女被拐买而重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由于被拐卖的妇女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是由于被欺骗或者被强迫才具有重婚的事实，因此，不构成重婚罪。
(3)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4)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逃谋生，一方知道对方尚在，但迫于生计，不得以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关于婚前医学检查的规定。该法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应包括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及有关精神病的检查，旨在确保结婚和生育的健康。指定传染病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等。对于严重遗传性疾病和精神病，如果一方患有这些疾病且难以治愈，则
夫妻扶养义务的实现方式、解决途径与刑事责任。当夫妻一方因生活困难等原因需要扶养时，有权要求对方支付扶养费。发生争议时，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若一方拒不履行扶养义务，情节严重可能构成遗弃罪，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责任不免除其继续承担
形式婚姻的定义、特点以及法律问题。形式婚姻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名义上的夫妻身份，缺乏实质内容，常见于达到特定目的后离婚。形式婚姻有多种类型，包括对外隐婚等。只要男女双方合法登记，形式婚姻受法律保护。但如果没有合法登记，即使对外表现为夫妻，也只是非法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及保护措施。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其生父或生母应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为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需明确其生母和生父，禁止并打击危害、歧视未成年非婚生子女的行为，强制生父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并建立健全的亲属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