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适用中,确定何种情况下可认定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是表见代理所面临的常见难题。如果以主观标准(即相对人认为有理由相信)来认定,那么只要相对人声称自己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法律就必须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然而,这种要求对相对人来说过于苛刻,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仅凭相对人的陈述很难确定。而如果以客观标准(即相对人实际陷入错误)来认定,由于不同主体的认知程度不同,法律同样会面临难以操作的尴尬。
在民商事交易中,当存在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时,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需要深究代理人是否真正享有代理权。这一点可以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看出:发起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要求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时,法院应予支持。发起人以设立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要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时,法院应予支持。这两条规定体现了权利外观主义。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在代理人享有代理权的外观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有利于交易原则相信代理人并与其进行交易,相对人在不知道代理人无权代理的情况下所做的行为应受到保护。
信赖意味着对虚假信息信以为真,即在主观上发生错误。因此,信赖合理性的问题可以转化为错误类型的问题,即行为人所犯错误是否具有合理性。在这方面,存在着“共同错误”和“合理错误”的区别。所谓共同错误是指错误必须是普遍的、共同的,是出于为共同利益保护法律关系的安全考虑。共同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正常情况下无人可避免的错误。相比之下,合理错误的严格性不太过分,有利于实现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对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是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综合相关因素之后对第三人的信赖品质进行客观评价。从实质上讲,这是判断在第三人所处的情景下,其未能采取措施调查真相而对代理权外观给予信赖是否正当的评判。换句话说,这是对第三人的信赖“是否有过失”的判断。在表见代理制度中,对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判断采取综合判断的方法,主要依据个案提供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一般正常人对该情况的正常认知来进行判断。具体操作方式是以第三人的实际情况为基准,同时参考一般人、正常理智的人以及与行为人处于相同情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表现来判断。即使在主观标准下强调对行为人自身特性的考量,在判断其信赖性质时也必须通过比较其自己的行为方式与通常情况下普通理性人的行为方式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法律判断属性——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具体情况。
在表见代理中,除了“有理由相信”以外,其他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如何分配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表见代理中,主张代理权存在的一方是相对方,但这是否意味着表见代理的各个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均应由相对人承担呢?从法理上看,通常主张请求权和主张抗辩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单纯否认对方请求或抗辩的当事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关系,分析了两者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和互相制约的特点。《合同法》和《物权法》对此分别做出了规定,前者旨在保护静态安全,后者旨在保护动态安全和商品交易稳定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而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待定状态需要
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最高标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同时阐述了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的区别,包括产生根据、诉讼地位、任务、适用范围、权利内容和权限范围等方面。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需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明确双方风险责
甲方与乙方关于代理资格的协议内容,包括代理资格的要求、代理范围和期限、双方的责任和权利、代理价格和销售指标,以及订货、付款和货运等相关事项。协议要求乙方必须具备法人资格、固定营业场所和付款能力,并遵守甲方的代理销售策略和协议规定。乙方成为甲方专属代理
我国犯罪学界关于刑事被害人的两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基于犯罪成因和罪责,将被害人分为无辜被害人、有错被害人、错责相当的被害人、有责任的被害人及有罪被害人五类。第二种则是基于被害人权益,包括人身权利被害人、财产权利被害人和民主权利被害人三类。这种分类方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