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刑事法律的重要功能,对于恶劣性质和严重危害社会的公诉案件,不宜采用和解方式处理。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人极少会自愿认罪,因此以和解来减轻刑罚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尽管恢复性司法模式已在实践中得到一定展开,但惩罚性司法模式仍然是惩罚犯罪分子的主要方式。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施以刑罚,不能用和解替代司法程序,以防止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
对于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妨害公务罪等,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公众和国家的利益,并且公权力具有不可让渡性,这类犯罪也不适用和解程序结案。虽然渎职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刑期也可能不超过七年有期徒刑,但由于其侵害客体的特殊性,因此不能通过和解方式解决。
对于在五年内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其主观恶性较大且改过态度不坚决,不适用刑事和解。适用刑事和解既违背了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初衷,也有放纵犯罪之嫌。因此,笔者认为第277条对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是合理的。
根据第278条的规定,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均可进行和解。无论是当事人自行和解还是在有关机关主持下和解,都不能自行制作和解协议,而是需要公安、检察或法院对和解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保证和解的真实性和自愿性,防止被害人“被和解”的情况发生。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和解作为可以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可以使和解具有一定的法律后果,可以促使被告人主动悔罪、积极赔偿,又不致影响打击犯罪,避免依和解协议免除处罚而放纵犯罪。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的案件可以从宽处理,但并非必须从宽处理,也不能免除处罚。
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是我国司法进步的重要标志,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向精细化发展的重要进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作用与意义。调解在解决判决后的执行难题、提高程序资源配置效益、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影响刑事审判效果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成功的调解可以简化审判程序和手续,避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提高法院工作效率。
2003年北京市政法委发布的《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对轻伤害案件的调解提供了政策依据
北京市政法委发布的《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对轻伤害案件调解的政策依据,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包括办案人员对和解作用认识不统一、适用和解比例偏低、不均衡、程序不规范等。对于刑事和解的前景,持有有限乐观态度,认为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
刑事和解的定义和性质。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司法人员调停和监督,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司法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从轻处罚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协议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私法属性,在司法机关不认可时,被害人有权
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和执行标准。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犯罪,不适用和解程序结案。和解程序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各阶段均可进行,公权力介入保证和解真实性和自愿性。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从宽处理,但并非必须从宽,也不能免除处罚。新《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