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概念是用于划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并达到触犯刑律、应受刑罚的程度。犯罪概念科学地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法律特征，强调犯罪是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危害性，这一定义还明确指出犯罪必须依照法律受到刑罚处罚。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或没有规定对其刑罚处罚，那么就不能认定为犯罪。犯罪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后果体现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犯罪概念不仅对犯罪进行定性描述，还设置了定量要求。根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部分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被认定为犯罪。这种立法上的描述既对犯罪的性质进行了说明，又对犯罪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有助于准确把握犯罪的本质，明确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据这一定义，只有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否则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为了解决罪与非罪的界限，司法实务中需要对犯罪概念进行具体化。
实践中，除了少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外，多数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我国刑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区分罪与非罪：
某些罪行以情节是否恶劣或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例如，虐待罪、遗弃罪以“情节恶劣”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侮辱罪、诽谤罪则以“情节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
某些罪行以行为的后果是否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界限。例如，交通肇事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生产销售劣药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
某些罪行以行为是否有引起某种结果的严重危险作为构成犯罪的界限。例如，生产、销售假药罪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构成犯罪的界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是以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为构成犯罪的界限。
某些罪行以数额大小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诈骗罪、抢夺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等。
某些罪行以是否使用法律规定的犯罪方法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以是否使用暴力作为构成犯罪与否的标准。
某些罪行以行为是否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实施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资敌罪、拒绝履行军事义务罪只有在战时实施才构成。
某些罪行以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犯罪对象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等。
某些罪行以是否“明知”、“故意”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运输假币罪、窝藏、转移、隐瞒、销售赃物罪等。
某些罪行以是否具有特定犯罪目的或意图作为界限。例如，诬告陷害罪必须是“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才构成犯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必须“由于泄愤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才构成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必须是“以出卖为目的”等。
某些罪行以是否具有特定身份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处罚仅限于首要分子；强迫职工劳动罪只有用人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才可构成；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
贪污罪的分类。包括侵吞财物、窃取财物、骗取财物和其他方法等多种形式的贪污行为。其他方法还包括内外勾结、公款私存、利用回扣和合同非法占有公款等。此外，文章还介绍了间接贪污和占有应交单位的劳务收入等形式的贪污行为，以及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贪污的行为。
五年后再犯赌博罪是否属于累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属于累犯。对于赌博罪，如果符合聚众赌博的立案追诉标准，应当以营利为目的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用作赌注的款物、
福利院虐待儿童老人的法律处罚和福利院领养孩子的手续。对于虐待行为，根据相关法律，福利院若虐待儿童老人且情节严重，其主要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刑事处罚。领养孩子方面，收养人需提交一系列证件和证明，包括护照、海外居住证明等，并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
挪用公款罪中营利性活动的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解释，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包括存入银行、集资、购买股票等行为。不同挪用情况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涉及挪用时间、是否归还、是否用于非法活动等。明确区分不同情况有助于对挪用公款罪进行恰当的法律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