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核心人物，整个案件都是围绕着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因此，被告人的地位非常复杂和重要。从单位犯罪的法律后果来看，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主要包括犯罪单位本身，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是相对困难的。一旦界定失准，就可能导致被告人的错列或遗漏，甚至有可能放纵罪犯。因此，我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科学把握和准确界定这些责任人。
目前，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理论上大多认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的是在单位中对单位犯罪起主要决策作用的人员，主要包括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主管人员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个人。例如，在“綦江虹桥垮塌案”中，涉及到原县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等数人。
对单位犯罪起主要决策作用是追究单位领导刑事责任的基础。一般来说，单位领导对单位犯罪起主要决策作用有两种情形：一是属于决策者，是单位犯罪意图和犯罪计划的创制者；二是没有参与决策，但平时疏于管理，对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某些部门放任自流、公然进行单位犯罪活动，或者对单位犯罪采取放任态度，听之任之，不加以制止。有些人提出了与我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在单位决策机构中反对犯罪或者没有积极主张犯罪，仅仅同意但没有具体参与单位犯罪实施的一般管理人员区别开来。同时还应该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因官僚作风而对下属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人区别开来。这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总结。
在刑法理论界，对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意见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的是直接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人，也就是具体完成单位犯罪计划的人；一种认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的是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授意、指挥、组织下，积极参与实施单位犯罪的单位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一种认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的是为了实现单位的犯罪意图积极参与实施单位犯罪的单位内部一般工作人员。
相比之下，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确切。前两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如《试论单位犯罪中责任人的决定与处罚》一文中所言：“第一种观点只从行为人客观方面考虑其他责任人的含义，而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第二种观点虽然注意到行为人主观上是实现犯罪意图，但不够准确，把单位的意图理解为主管人员的意图，这势必会使一部分没有主管人员授意、组织、指挥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逃避法律的追究。”不过，我认为第三种观点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定义也并非完美无缺。关于单位内部一般工作人员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单位人员不仅包括一般员工，还可能包括既非一般员工又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单位内部中层领导等。因此，第三种观点应该进行适当的修正，建议取消“一般”一词。
在认定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我们要避免将参与实施单位犯罪的人员都归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有对在单位犯罪具体实施中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人员，才能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那些只是依职责消极地执行单位决策的人员，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在处理单位犯罪的过程中，有些法院的判决书称为“被告单位”。例如，上海市闸北区法院的判决书中称为被告单位：上海华生电扇二分厂。我认为这样做是画蛇添足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自然人犯罪也应该称为被告自然人。而且，被告一词容易与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混淆。事实上，被告人一词已经可以概括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此外，《刑事诉讼法》中只有被告人而没有被告单位的用语。因此，被告单位这一提法不够严谨，不利于严肃执法，应该予以纠正。
犯罪集团的构成条件及特点。犯罪集团至少由三人组成，具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犯罪目的性。成员基于共同犯罪目的而结合，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危险性严重，是刑法打击的重点。文章还强调了刑法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定义，以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并鼓励进行法律咨询。
单位犯罪的界定和特征，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单位犯罪的主体可以是公司、企业等组织，具有法定性、整体意志和整体利益的特征。对于单位犯罪，单位需承担刑事责任，通常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犯罪主体的定义及分类，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自然人主体需具备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某些犯罪还要求有特殊身份。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不同阶段的责任划分，体现了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的精神。单位主体则是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组织机构。
成立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问题。文章指出，如果公司依法成立且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则构成单位犯罪。但如果公司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设立或将其犯罪行为作为核心业务活动之一，应认定为个人犯罪。此外，尚未成立公司的股份协议在设立过程中仍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