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刑事和解,有何特征

刑事和解：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加害人和被害人以及公诉方在相关机关的主持下，就加害人的刑罚问题、被害人的损害问题、法益保护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达成关于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不仅仅涉及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还涉及到社会群体的法治观念和社会区域的影响。被告人承担刑罚是对其犯罪行为的责任承担，而民事赔偿则是加害人对被害人责任的承担。刑事和解试图协调统一权力和权利这两种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话语体系。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判决以前，加害人和被害人以及公诉案件的控诉方就加害人的刑罚问题、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的损害问题、法益保护问题，在相关机关的主持下，进行沟通、交流，达成的关于犯罪的解决方案。刑事和解的核心内容包括刑罚、损害赔偿、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刑事和解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通过犯罪性质和犯罪严重程度的限定，以强化刑罚的威慑作用，实现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征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犯罪人、被害人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评价和定位。刑事和解具有以下特征：

1. 适用范围受到犯罪性质和犯罪严重程度的双重限定。刑事和解适用于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通过限定适用范围，强化刑罚的威慑作用，实现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
2. 公检法均可作为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刑事和解可以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自行和解，也可以在司法机关或人民调解机构的主持下进行和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和解过程中担任主持者的角色，负责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3. 刑事和解适用于案件处理的各个阶段。刑事和解可以在刑事案件的任何一个诉讼阶段进行，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提高司法效率。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4. 刑事和解具有自主性。刑事和解必须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双方自主决定是否和解以及和解的形式。只有当双方的利益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能达成。

三、刑事和解之价值评价

刑事和解追求公正、效率和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刑事和解可以实现相对公正，通过解决纠纷、赔偿损失和修复社会关系，达到个案的相对公正，为实现普遍公正奠定了基础。刑事和解具有高效率的特点，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通过和解冲突、赔礼道歉和谅解，减轻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四、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新刑诉和解制度缺乏具体的法律实施规范，只有少量条文对和解进行了规定，缺乏统一的运作标准。这导致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刑事和解的公正性也受到质疑，特别是在经济条件不平等的情况下，和解可能会偏袒富裕一方，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刑事犯罪与国家追诉主义

在刑事犯罪领域，我们一直坚持国家追诉主义的原则。然而，对于社会大众是否能够容忍刑事犯罪的和解，我们也必须进行考量。因为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群体义务的违反，侵害了共同体的利益。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和合思想不同，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制度转型期，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转型。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的司法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甚至缺失，更多的是来自价值观的多元化。经过前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留下了一些隐患。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入。在这样的转型期，各种犯罪层出不穷，尤其是新型的高科技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黑社会和团体性质的犯罪等。给人的感觉是乱象丛生，乱世重典的观念仍然会左右我们的思维。在转型期，我们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变革。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刑事司法中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而在刑事和解中，司法主体则应该享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关于刑事诉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确立了零口供证据规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应当轻口供、重证据，虽然最新的两个《证据规则》排除了非法证据，但对于根据非法口供而缺失的证据应该如何取舍，却未作出规定。刑事和解注重的是案件的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

刑事和解制度的担忧

新刑诉和解制度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以钱换刑罚”、“以钱换缓刑”的思想。这种思想会使得侵害人有恃无恐，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逃避或减轻制裁，无法对其产生教育、震慑和惩罚的作用。同时，这也极易使其犯罪欲望重新燃起，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虽然这种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长期存在，但我们应该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我国刑事和解的实践来看，和解的范围在逐步扩大，被害人因为有公权力机关做后盾，不断增加赔偿数额，被害人为了躲避刑罚，也不断加钱，这在社会上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也拥有法律上的优势。例如，对于同样的故意伤害案件，如果加害人的家庭条件好，能够满足被害方提出的赔偿请求，被害方可能很容易在形式上谅解加害人；但如果加害人无法满足被害方的赔偿请求，那么和解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同样的故意伤害案件，被害方的经济基础也决定着能否达成和解。这是因为财富的不均衡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从前述刑事和解的概念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加害人的悔罪表现，这种悔罪的具体表现是认罪、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由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人很有可能出于逃避处罚的目的虚假悔罪，这就偏离了刑事和解的价值轨道。虽然案件可能达成和解，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加害人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甚至会产生金钱至上的观念，这在未成年人的成长道路上和标签理论的危害一样不可忽视。平等只是法律的应然状态，是程序意义上的概念。分层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都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只调整程序意义上的不平等，而很难兼顾实体。正如唐纳德J.布莱克所言：“低等级的人们很少因希望赢而提出诉讼，除非对手与自己在财产和权力上相差无几。”同样的案件性质，可能因为加害方或者被害方不同的经济状况而导致不同的判决，从而给予被告人不同的刑罚。这样同样会导致一种新的不公，大众会对刑事和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现实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等导致的不平等，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刑事和解中的反悔问题

刑事和解后，一方反悔是指被害方或加害方中的一方反悔的情况。刑事和解的一个价值理念就是实现诉讼效率，如果和解后一方反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重新进入正常司法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是相矛盾的。如果听之任之，则很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刑事和解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在公权力的监督下意识自治的结果，这种合意应该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这是刑事和解的应然状态。如果有背离这种应然状态的情况出现，刑事和解就存在着反悔的风险。刑事和解的前提和适用条件之一是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这种赔偿应该是基于加害人的悔罪，主观上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在内心进行自我谴责。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加害人往往为了获取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而虚假悔罪，并在和解后打击被害人，加剧被害人的精神痛苦。被害人不会反悔自己所规避的刑罚处罚，但其行为已经反悔了其悔罪的心态。在被害人方面，愿意进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较为困苦的，现实的经济基础迫使他们“愿意”和解，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和解之后如果情势有变或被害人在他人的怂恿下，被害人同样也希望追加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增加赔偿数额等，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心理和人的无穷欲望所决定的。

刑事和解的价值与挑战

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之一是“调处息争”和“无讼”，而刑事和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刑事和解的理念与传统刑法存在冲突和认同，体现了两种观念的价值冲突和认同。我们应该在这两种价值观念中寻求共同点，寻找和扩大二者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刑事和解注重的是案件的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符合国家的形势政策理念，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然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在立法上我们应该进行完善，包括其配套措施，如国家补偿机制、社区矫正制度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刑法的充分保护和重视被害人权益、对加害人的矫正作用、减轻监狱压力和缩减司法成本。西方相对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为我国提供了借鉴的机会，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使之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