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与实务界似乎形成共识，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方可成立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解释》第5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犯罪分子“到案后”有四种行为的认定为立功。其次，法律之所以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定在到案后，是因为犯罪分子实施立功行为是为了将功折罪，将开始时间定在犯罪分子已经知道所犯罪行被司法机关通过法律程序确认之后，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是最为适宜的。第三，如果不采用“到案说”，而是将认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会使刑法设立自首制度失去意义。因为立功和自首在从宽处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完全可以基于该理由，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同时继续进行新的犯罪，由于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投案自首，也可以在被抓获归案后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讨论如何界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应以立功制度的立法理由为依据。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根据在于：一方面，被告人的立功行为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者为社会带来效益;另一方面，立功行为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从而使刑罚的必要性减少。因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在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正如法谚云“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
基于立功的立法依据，应当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但如果在到案前，被告人又实施其他犯罪的，则其之前所实施的立功行为不构成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在犯罪以后实施的立功行为与到案后实施的立功行为，同样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为社会带来效益;其次，犯罪以后实施立功行为，并且在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完全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刑罚的必要性也在减少。最后，如果被告人实施了立功行为，但在到案前又实施了其他犯罪，这就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并未降低，对其就不适宜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也就不应将其之前的立功行为认定为立功。
至于上述支持“到案说”的三个理由，小编认为均不够充分。首先，尽管《解释》第5条规定了“到案后”，但作为其制定依据的刑法第68条并未规定“到案后”，并且《解释》第7条也未规定“到案后”，这难道仅仅是立法的疏忽?其次，被告人为了将功折罪而实施立功行为，完全可以在“犯罪以后”，而不必非得等到“到案后”。对于“罪”的界定，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犯罪以后就有罪了;如果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则需要在判决生效后才有罪。而“到案说”的理由“只有在到案后才可以将功折罪”，似乎两边都靠不上。第三，不可否认，如果简单适用“犯罪以后”就可成立立功，确实可能存在对已经实施了立功行为的被告人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已经对“犯罪以后”可以成立立功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因此，不必担心被告人实施立功行为后，即使继续实施犯罪也会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进而容易滋生被告人的犯罪投机心理。另外，因为自首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并且可以和立功同时存在，如果被告人犯罪以后既立功又自首，可能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因此，即使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也不会使自首制度使去意义。
假立功的处罚措施。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伪造犯罪嫌疑人立功材料造成假立功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相关人员将受到刑事处罚。具体处罚措施包括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最高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中的戴罪立功含义及其相关规定。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如能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等立功表现，可以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同时，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自首行为也能获得相应的从轻处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
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立功的可能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表现出立功行为，法院可以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法律依据包括自首和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等。因此，在法院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仍有机会通过立功表现影响自己的刑罚。
重大立功表现的定义及量刑标准的界定。犯罪分子通过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阻止犯罪活动，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等行为可视为重大立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重大立功的犯罪分子可获得减刑或免除处罚。文章还涉及相关法律规定，如犯罪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