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与实务界似乎形成共识，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方可成立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解释》第5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犯罪分子“到案后”有四种行为的认定为立功。其次，法律之所以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定在到案后，是因为犯罪分子实施立功行为是为了将功折罪，将开始时间定在犯罪分子已经知道所犯罪行被司法机关通过法律程序确认之后，即犯罪分子到案后，是最为适宜的。第三，如果不采用“到案说”，而是将认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会使刑法设立自首制度失去意义。因为立功和自首在从宽处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完全可以基于该理由，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同时继续进行新的犯罪，由于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投案自首，也可以在被抓获归案后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讨论如何界定立功的开始时间，应以立功制度的立法理由为依据。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根据在于：一方面，被告人的立功行为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者为社会带来效益;另一方面，立功行为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从而使刑罚的必要性减少。因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在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正如法谚云“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
基于立功的立法依据，应当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但如果在到案前，被告人又实施其他犯罪的，则其之前所实施的立功行为不构成立功。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在犯罪以后实施的立功行为与到案后实施的立功行为，同样有利于案件的及时侦破或为社会带来效益;其次，犯罪以后实施立功行为，并且在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完全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刑罚的必要性也在减少。最后，如果被告人实施了立功行为，但在到案前又实施了其他犯罪，这就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并未降低，对其就不适宜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也就不应将其之前的立功行为认定为立功。
至于上述支持“到案说”的三个理由，小编认为均不够充分。首先，尽管《解释》第5条规定了“到案后”，但作为其制定依据的刑法第68条并未规定“到案后”，并且《解释》第7条也未规定“到案后”，这难道仅仅是立法的疏忽?其次，被告人为了将功折罪而实施立功行为，完全可以在“犯罪以后”，而不必非得等到“到案后”。对于“罪”的界定，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犯罪以后就有罪了;如果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则需要在判决生效后才有罪。而“到案说”的理由“只有在到案后才可以将功折罪”，似乎两边都靠不上。第三，不可否认，如果简单适用“犯罪以后”就可成立立功，确实可能存在对已经实施了立功行为的被告人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已经对“犯罪以后”可以成立立功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到案前未实施其他犯罪，因此，不必担心被告人实施立功行为后，即使继续实施犯罪也会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进而容易滋生被告人的犯罪投机心理。另外，因为自首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并且可以和立功同时存在，如果被告人犯罪以后既立功又自首，可能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因此，即使将立功的开始时间前移至“犯罪以后”也不会使自首制度使去意义。
我国刑法中故意开车撞人未遂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未遂犯罪可以判处刑罚，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在量刑时会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行为是否实施、自首、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性。犯罪未遂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具体处罚程度需要根据情况判断。
行政处罚的教育功能。行政处罚不仅是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还具有教育的作用。通过制裁行政违法行为，达到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目的。同时强调，行政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与教育相结合。对于不同年龄段和情况的违法行为人，应采取不同的处罚方式以达到教育的效果
关于立功认定的司法解释和立功条件的细节问题。通过解释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立功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意见》，深入解释了立功的条件、认定程序和要求，以及立功情节的处理方式。同时，明确了立功认定的限制和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以及不能被认定为立功的情况。
不属于立功认定的情况和重大立功的认定。不属于立功的情形包括：犯罪分子揭发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揭发已失去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认识错误揭发他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揭发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以及检举揭发他人贿赂罪线索等。而重大立功则是指在刑法规定下，犯罪分子有重大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