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了对有立功（包括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从宽处罚的制度。其中，“阻止他人犯罪活动”被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然而，对于“阻止他人犯罪未获成功”的认定，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阻止他人犯罪必须成功，即取得制止犯罪的效果，才能被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这是因为阻止人使他人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将要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得以避免，相当于阻止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利益。如果阻止行为未能成功，他人的犯罪行为仍然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而阻止行为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减免其刑罚的根据就不存在。此外，根据我国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原理，只有成功阻止他人犯罪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立功制度是法律对犯罪分子主观悔罪心理的肯定，对立功的成立条件应着重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把握。因此，凡是有阻止他人犯罪行为的，表明该犯罪分子有悔罪之意，都应视为有立功表现。这样可鼓励犯罪分子阻止他人犯罪，对社会是有利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阻止他人犯罪未获成功的”是否认定为立功表现，应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积极阻止他人实施犯罪，但因“寡不敌众”或自身在阻止过程中受重伤，虽已尽最大努力仍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的情况，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而对于仅仅虚张声势、畏缩不前等有名无实的行为，则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立功作为一种量刑制度，是法律对犯罪分子通过罪后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悔罪的肯定，是一种“奖赏”，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已经犯罪的人“迷途知返”、“将功折罪”。刑罚作为改造犯罪分子的手段，着重于对犯罪分子主观思想的改造，使其今后不再犯罪。立功的关键在于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因此，对立功的成立条件应从有无悔罪表现来把握。
对于“阻止他人犯罪未获成功的”是否认定为立功，也应从阻止行为是否表现出其悔罪心理来考察。犯罪分子犯罪后又积极阻止他人犯罪，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同正在进行的犯罪作斗争，表明他已经从内心认识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以及他悔罪改过的心理和重新做人的愿望。
由于犯罪本身的凶残性和复杂性，阻止他人犯罪是否能够成功，任何人都难以有十足的把握。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三种：一是成功制服现行犯，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阻止者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三是阻止者与现行犯两败俱伤，虽然没有完全避免犯罪的发生，但却因阻止行为使犯罪结果减轻。不论结果是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都应认定为立功，给予悔罪人适当的“奖赏”。
如果对立功的条件掌握得太严格，要求阻止他人犯罪必须在实际上避免了犯罪的发生才能成立立功，将不利于犯罪分子积极悔过，也有悖于立法设置立功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当然，对于那些仅仅装腔作势，没有实际行动，根本起不到阻止犯罪的作用，妄图谋取从宽处罚又不真心悔罪的人，不能认定为立功，因为其行为根本不能表现出任何悔罪的实质内容。
无期徒刑的执行机关、减刑和假释的规定、适用情况等相关内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将在监狱或其他指定场所执行刑罚，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在执行期间，如果表现出悔改和立功行为，可以获得减刑。适用情况包括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死刑缓期执行
犯罪立功的分级，包括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两种。一般立功指犯罪分子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等行为，重大立功则指犯罪分子揭发重大犯罪行为等。不同级别的立功在刑法中有不同的处理规定，重大立功可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一般立功则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文章还强调了自首与
准立功与共同立功的含义及特点。准立功指的是因缺少某些立功要素而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行为形态，其积极意义和适用条件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共同立功指多个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共同实施有利于社会行为的情况，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其情形，但实践中确实存
短期罪犯的减刑程序和条件。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并组成合议庭审理。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表现悔改或立功可减刑。重大立功表现包括阻止犯罪活动、检举犯罪等。减刑后的刑期不能少于规定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