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赔钱减刑”的报道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担心是否可以通过金钱来减轻刑罚，是否富有的人可以比贫穷的人少受刑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通过赔偿来减轻甚至免除刑罚。赔偿并不意味着“赔了钱就不再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以这个案件为例，即使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他有足够的财产可以执行，仍然应该向被害人家属支付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医疗抢救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尽管在这个案件中，被告人的家属协助赔偿，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家人没有赔偿的义务。但是，如果家人自愿提供协助并取得被害人方面的谅解以及法院和检察院的认可，并且被告人本人没有赔偿能力，这是可以被允许的。这种自愿协助赔偿与无辜受牵连的非自愿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现代刑事追究模式进行反思，意识到过分强调公诉制度导致对犯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遗忘，尤其是对被害人感受和利益的忽视。因此，出现了从“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变，旨在通过调解、道歉、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恢复被害人与犯罪人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也在试行刑事和解和积极赔偿受害人等制度。这些做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理念，有利于推动和谐司法。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曾强调：“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重要作用，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为了使“赔钱减刑”得到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确哪些犯罪可以通过积极赔偿减轻处罚，哪些犯罪应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对于轻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等，可以适当将赔偿与量刑挂钩，但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暴力犯罪，原则上不应实行赔偿减刑。其次，法官在具体判案时，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赔偿问题。赔偿是被告人悔过的表现，接受赔偿也是被害方在某种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体现。这个过程有时不容易实现，像本文开头的案例就是经过法官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细致调解才达成的。因此，需要在调解方法、程序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既防止强行将结果加于一方，又防止因调解不成而失去耐心。最后，应将被告人赔偿与国家补偿两项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目前，我国正在尝试建立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但这是否会导致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寄希望于国家补偿而放弃接受被告人的赔偿，从而既不能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也不能得到补偿，需要进一步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花钱”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买刑”，但这种“买刑”决不是金钱万能的结果。它是在国家公权力的主导下，以促进被害人权益保障和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为前提的一个多赢举措。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可以防止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多受刑罚。
无期徒刑和死缓的区别及刑罚变更。死缓期间若无故意犯罪，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刑罚减为有期徒刑；若故意犯罪，执行死刑。无期徒刑是剥夺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减刑。死缓两年考验期从生效判决日起算，无期徒刑考验期从入监日起算。
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相关内容。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犯罪分子如果没有故意犯罪，经过两年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缓在刑罚变更和考验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无期徒刑可以通过表现良好而减刑，而死缓则需根据表现决定是否减为有期徒刑或执行死刑。
罚金作为刑事判决附加刑的性质与执行方式，以及减刑政策的制定和相关限制。罚金需交到法院而非监狱，监狱仅负责递送材料。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除了常规减刑，其他刑罚执行中也存在减轻问题，如罚金的酌情减少或免除以及剥夺政治
无期徒刑犯的减刑条件与限度。无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如能遵守监规、接受教育并表现出悔改或立功，可获得减刑。重大立功者可不受期限限制。但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有最低期限要求，且若在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减刑起始时间会受到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