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投标过程中，串通投标手段的使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比于其他不法行为，如恶意压价和行贿，串通投标更加难以察觉且更具隐蔽性，因为它可以逃避主管部门的监管。有时即使被发现，招标人和招投标管理部门也难以找到有效防止作弊行为的方法。
举个例子来说，某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标底为1亿元，参与投标的10家企业中，只有一家企业的投标报价下浮了1%，而其他9家企业的下浮幅度在10%至25%之间。根据评标办法的规定，有效报价加权平均再按规定下浮9%为下限，谁接近下限谁就是第一中标候选人。根据规定审查，这10家企业的报价均为有效。然而，按照现行评标办法，一个上亿元的工程只下浮一个百分点的情况下，这家企业无论如何都无法中标。因此，这家企业参与投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标，而是为了抬高“所有报价加权平均值”。这种隐性的恶意竞争行为导致中标结果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操纵，表面上排挤了其他竞争者，实质上严重影响了招投标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和诚信环境，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条件，也是体现“优胜劣汰”法则的根本途径。然而，串通投标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这种公平竞争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对市场进行正常调节，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这种行为使那些依靠诚信经营和科学管理立足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而那些依靠行贿、欺诈或其他非正常手段获胜的企业却大行其道。
以2003年6月广东省湛江市七中教学楼工程为例，承包商与业主单位、招标中心工作人员合谋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规定了三个排他性的条件，结果只有8家单位可以参加资格预审报名，经过资格预审又刷掉了5家，最后只剩下3家投标单位入围，而这三家单位都是同一个承包商挂靠的。实际上，这三家投标单位是按照承包商挂靠的几家建筑企业的条件进行“量身定做”的，有意排除了竞争对手。其他企业为了参与投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结果却只是走过场的招标过程。
参与串通投标的企业通常不重视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技术升级，因为它们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开始竞标。它们编制的投标文件只关注利润，往往不会认真研究投标项目。即使中标，它们也会首先弥补因串通投标导致的成本增加，给招标项目的实施留下隐患。
近年来曝光的工程建设领域串通投标案件表明，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了“豆腐渣”工程的出现。这严重阻碍了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危及了工程质量和安全，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例如，2008年全国著名的“温州腐败楼”案件中，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中标的施工单位严重偷工减料，导致主体结构严重不合格，最终被迫拆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万元。
串通投标的实质是贪婪驱动下利益博弈的过程，是通过人情关系网进行贿赂的过程。它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行业道德，破坏了信用体系建设，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一些施工单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工程建设中的相关人员，败坏了行业风气。地方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相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行为更是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
以2003年6月广东省湛江市的案件为例，涉案工程项目有7宗，涉案人员共33人，其中13人被司法机关正式立案，6人被批准逮捕，包括招标中心人员、包工头和专家。该案的发生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震动，招标中心无法正常运作，建设局和监察局只能临时抽调人员应付日常工作。另外，在招投标工作中，被抽取的部分专家为了避嫌，找各种借口不肯参加评标工作，给当地的招投标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
标书的理想特质和相关法律知识。标书应具备适当的标购方式、明确的规格、具体明确的条款、清晰的投标须知和合约标准条款、合理的标单格式和有效的发标程序。此外，还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关于投标人的定义、资格条件、投标文件编制、提交、补充修改和撤
间谍罪的管辖机关及其职权，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责和管辖范围。间谍罪的认定要素包括针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行为、区分间谍分子和非间谍分子以及完成间谍任务的行为。对于接受间谍组织任务后进行其他犯罪的情况，存在不同观点。
间谍罪的量刑标准，包括相关法律规定中的有期徒刑和附加刑如死刑的应用情境。对于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间谍犯罪分子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境外受威胁或诱骗参加敌对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不追究。在认定间谍罪时，需满足针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等标
公开招标报名不足三家时的法律处理办法。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招标人应重新招标。无效投标文件将被拒绝。重新招标后若仍不足三家，对于必须经过审批的项目需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其他项目则可根据招标人自行决定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