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法国、英国还是中国，侦查到案都是刑事程序的一个关键性阶段。侦查到案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作对于实现诉讼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从侦查目的的角度来看，法国和英国的警察拘留以及中国的侦查到案都是查证阶段中重要的环节。
在法国，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侦查机制有所不同。重罪案件通常需要经历完整的侦查程序，包括初步侦查、警察拘留和预审阶段。而轻罪案件和违警罪案件通常只需要进行初步侦查和警察拘留。从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预审阶段在法国的侦查程序中的作用日趋淡化，而到案阶段的查证功能突出。
在中国，侦查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留置、口头传唤和抓捕等。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其案件处理包括继续侦查和终止侦查两种情形。从犯罪嫌疑人诉讼命运的角度来看，侦查到案阶段决定了犯罪嫌疑人是否被继续侦查或被释放。
侦查到案也是决定犯罪嫌疑人诉讼命运的关键性阶段。在法国，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形式包括不予立案和追诉决定，后者又包括立案侦查、直接出庭和立即出庭等。在中国，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刑拘、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也可以终止侦查并释放犯罪嫌疑人。
在英国，警察的处理主要包括提起指控、警告和无进一步行动。无论在法国、中国还是英国，相当比例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到案阶段被排除犯罪嫌疑，或被非刑事处理，从刑事程序中解脱出来。
法国和英国在警察拘留制度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总结为一个整体的诉讼理念，既支持侦查权力的有效运作，又切实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追求犯罪控制目标的实现，同时重视正当程序的运行，促进两种利益考量的平衡。
在到案措施的决定环节，警察在法国和英国都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受到一定的程序制衡。在法国，警察在现行案件调查和初步侦查中可以自行决定适用拘留，无需征得检察官或法官的同意。在英国，警察可以根据合理怀疑逮捕任何有罪嫌疑的人，无需令状。这种权力宽容的态度源于对有效侦查和犯罪控制的需要，以及拘留、逮捕所伴随的短暂期限对犯罪嫌疑人法益的损害较小。
法国和英国的经验对中国的侦查到案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同时，应给予警察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有效地进行侦查工作。同时，需要加强对警察权力行使的程序制衡，确保权力的合理行使。
尽管法国和英国都拥有侦查到案制度，但基于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两国都设立了一定的制衡机制。法国的制衡机制主要包括限制作出拘留决定的主体以及事后报告制。根据法国法律规定，只有高级警官，即司法警察警官，才有权作出拘留决定，而下级警察没有这个权力。此外，法国还规定了事后报告制，即警察在拘留犯罪嫌疑人后必须迅速向共和国检察官报告，并由后者进行拘留监督。英国的制衡机制是事后审查制，即拘留警察在逮捕和拘留犯罪嫌疑人后，必须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犯罪，并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羁押、保释或无条件释放。相对于法国的事后报告制，英国的事后审查制在确定逮捕和拘留的合理性方面具有更大的决定权力。
在法国，犯罪嫌疑人被羁留于警察局内，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和其他调查活动。法国法律规定，警察必须记录讯问的过程和结果。然而，由于法国和英国的诉讼制度和技术路径的差异，这两个国家在讯问制度规定和实践中存在很大差异。法国不要求警察在讯问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他们享有的诉讼权利，如沉默权，而英国则要求进行权利警告。此外，法国没有限制每次讯问的时间，而英国规定每次讯问不得超过2个小时，并规定了24小时内的最长讯问时间。法国也没有严格限制警察的不当讯问，而英国则遵循普通法的排除法则。这些制度差异导致了两国在讯问实践中的差异。
在英国，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期间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咨询权。沉默权使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主张这一权利来避免讯问，或者在讯问中随时通过拒绝回答问题来退出讯问。律师咨询权使犯罪嫌疑人可以咨询律师，了解自己的处境，并在讯问和诉讼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与之相比，法国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较多，例如警察没有告知沉默权的义务，律师会见时间有限等。英国还规定了值班律师制度和书面的权利行使方式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保障机制对于促进侦查的理性进行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国的拘留监督由共和国检察官进行，而英国的拘留监督由拘留警察负责。两种机制都要求监督官员通过观察或审查拘留记录来了解警察权力行使和被拘留人的权益保障情况。虽然法国的监督官员更具中立性，但实际上英国的拘留警察在保护被拘留人的权益和监督待遇方面更有效，这得益于法律对拘留警察职责的细致规定和近距离工作条件。然而，法国的检察官监督规定较为笼统，且与警察局的工作环境疏远，导致监督效果不佳。尽管如此，检察官作为侦查指挥人员，仍然可以通过案情了解和监督拘留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
中国的侦查到案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即在权力行使和权利保障之间缺乏适当的协调。在某些环节，侦查权力受到过于严格的规范限制，而在其他一些环节，为了追求侦查目的，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问题之一是在到案措施适用环节，侦查权力受到过于严格的规范限制，而在实践中又过于随意。现行犯、准现行犯及调查中犯罪嫌疑人突然出现等紧急情况越来越多，要求侦查人员迅速采取措施。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审查环节和权力制约，赋予侦查人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但为了确保侦查权的理性行使，仍需通过一定机制进行监督或审查。
在权利保障方面，中国的侦查到案制度存在问题。在某些环节，侦查人员过度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如传唤、拘传和留置等到案措施的适用。而在其他一些环节，为了追求侦查目的，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权利保障和侦查效果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中国，警察拘留的案件处理具有侦查程序的终决性功能。这对于促进理性侦查、节约司法资源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都有重要意义。警察拘留结束时的案件处理标志着侦查的结束，案件要么进入起诉和审判程序，要么被过滤到刑事程序之外。这种案件处理的终决性功能可以促进警察的理性侦查，使逮捕和拘留的运用更加谨慎。此外，绝大多数被指控者被保释候审，这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然而，在中国的实践中，侦查到案制度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传唤证是否必须当面送达，以及传讯、传唤和拘传的区别。传唤不具有强制性，不属于强制措施，目的是使诉讼程序按计划进行，弄清案情。传唤须用传票，载明相关信息并依法送达。拘传具有强制性，适用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现行犯。传讯与传唤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通用，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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