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可以做证人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误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缩小了证人的范围。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五十三条："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只要儿童的智力正常，已具备了基本的表达能力，对于自己亲眼所见的的事实经过完全可以表达清楚。所以，这样的儿童具备证人资格，是可以作证的。

一、儿童作为证人的适格性

从理论上讲，只要立法没有从年龄上限制，儿童证人的适格能力取决于他(她)是否能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事物，而对这一能力的判断由法庭来进行审查。能否作证在立法上的表现是年龄是否成为未成年人作为证人的门槛。在普通法系国家，七岁以下的儿童一般不允许作为证人，如我国香港《证据条例》要求证人通常必须年满七岁。这样规定的原因在于法庭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并不能充分意识到在法庭上宣誓的意义以及作证的后果。在美国，通常规定年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具备作证能力，但如果一个十三岁的未成年人提出申请要求作证，那么经法官询问、测试后可允许其作证[1]。因此，从法律上讲，未成年本身并不能取消未成年人的作证资格，但是，只要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尚不成熟，或直接影响到其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或认识，就可以取消其出庭作证的资格，这种观点，属于普通法上的传统做法[2]。而在现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立法或司法判例则表明，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否进行宣誓并不能够成为影响他们出庭作证的重大障碍，只要未成年人能够意识到讲真话义务即可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也不尽相同，一般对证人的年龄也无严格限制，如以年幼为“不得令其具结(或宣誓)”的原因并不影响幼年人的作证能力[3]。如日本和前苏联，证人的年龄因素并不构成未成年人取得作证资格的障碍;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年龄因素在一些特别情形下，则构成证人资格上的障碍。西班牙在立法上就对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作证资格予以明确的限制[4]。总的说来，大陆法系国家，虽然证人证言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证据，但是儿童的证言，特别是六、七岁儿童的证言却被法官们普遍另眼相看，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谎，他们如能正确表达，其证词比起成年人更有价值。但是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即使儿童的证言再具有关键性，一般也不能强迫其作证，特别是案件涉及的对象是该儿童的父母时，则不论何种诉讼都不能要求儿童作证。因为，家庭的亲情和稳定比获得某个单独证据更重要，这种价值取向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两大法系一般对于儿童作为证人的资格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法官认为他们具有感知、记忆能力，能够正确表达，任何年龄的儿童都允许作证。

综观我国司法实践，对儿童证人作证适格性的理解是非常混乱的，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的作证资格应当从知晓情况、年龄特征、心理发育标准、所要询问案件情节繁简等方面综合把握。而有的法院则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甚至有的法院将不满10周岁的幼年人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很显然，第一种意见较具科学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首先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2款，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特殊证人资格从反向作了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我国行政诉讼法则对证人资格问题未做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所以，我国目前立法也与世界各国大致相同，即儿童不因其年龄问题而失去作证资格，只要具备相应的感知能力和正确的表达能力，就具备了证人的适格性。从程序上讲，立法假定每个儿童都有作证的适格性，如果要排除某个儿童证人，必须提出证明其不能正确表达的证据，而最终的决定权则在法庭。

二、儿童作证的能力

以上的论述表明，儿童作为证人出庭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法律许可的，并且具有较广泛的实践。儿童作为证人，由于年龄因素而成为证人中较为特殊的群体。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儿童出庭作证对其生活及健康成长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涉及到儿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即是否足以采信。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又交织在一起，即需要考察到儿童面对法庭、面对诉讼时的状态。

首先，儿童作为证人的能力。根据法律规定，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向法庭所作的陈述。虽然法律解决了儿童作为证人的资格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儿童作证更涉及到其本身能力问题。与成人证人一样，儿童出庭作证，同样需要感知、记录、回忆及表述的能力。但众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到达身体各部份机能逐渐衰退的年龄以前，在记忆力方面，年龄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人的记忆力与年龄成正比。成人与未成年人经历同样一件事，所记住的不一样，成人更容易记住全貌，而未成年人尤其幼儿记住的是印象深刻的细节。在日后的回忆时，年龄小的未成年人更依赖提示性的问题来唤起记忆。同时，证人的证言所描述的是证人本身与事件的某种形式的结论，也就是说，证言是证人对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感觉包含判断行为，而且可以说就是判断行为。对事物的判断，更依赖人本身的知识水平，生活和社会经验，而在这方面，未成年人显然不及成年人。表述能力，是指证人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进行交流的能力，虽然这种交流可以借助相应的人员、器具，如翻译人员、助听设备，但这不能排除交流能力的不可或缺性。而这种表述能力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的。综上所述，当儿童成为证人，其在作证能力方面是明显逊色于成人的。而法律在创设时，其考虑重心是成年人，所以，这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距离，那么，我们如何决定儿童证言的证明力?

其次，是儿童面对压力的能力。法庭是一个神圣的、严肃的地方，法庭更是普通老百姓绝少涉足的地方。所以法庭对极大多数人来说，极易产生压力。抛开儿童与成年人对压力的承受力差异，当儿童作为证人，至少会面对如下的压力：(1)当儿童被通知作为证人出庭时，由于审判周期的因素，他会面临长时期的等待审判日期的到来;(2)由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极易产生误解或恐惧的心理;(3)审判日期的更改而产生的压力;(4)陌生的甚至是与想象中反差极大的法庭的布置与气氛;(5)面对对方当事人或是被指控的当事人;(6)对质询或是交叉询问时，儿童证人面对的压力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在法庭上所接触到的语言是专业的，完全陌生的用法;对方律师咄咄逼人的“凶样”;在这种激烈对抗中，成年人往往会精神崩溃，更何况儿童。所以，有些儿童证人此时会哭叫、情绪和行为失控，以至于中断、终止作证。最后，整个社会及法律体系缺乏对儿童证人作证后的保护机制。所以说，这种压力一方面对儿童心理造成极大的破坏，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在如此高压下的儿童证言是否会走样，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三，儿童缺乏相应的法庭技巧。本文所指的法庭技巧主要是指儿童面对诱导性提问的应对。虽然在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询问证人的主体不同[6]，但在我国目前强调法官职权弱化的审判趋势下，当事人双方对证人的询问与反询问作用就越来越大。在审判实践中，对出庭证人询问的方式，一般是法官根据具体个案的情况，依职权决定。特别当针对出庭证人处于惊慌、胆怯心理状态下，对年老、年幼、记忆力缺乏的证人进行某种诱导性询问，法官就会亲自提问或默许当事人及其律师提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证人由于缺乏对回答后果的准确把握，往往会被牵着鼻子走，被对方的询问技巧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对客观真实的绝对追求，不能把握诱导询问的度，另一方面，在法庭压力的逼迫下，儿童证人极可能回答所有善意的或是恶意的询问，甚至无法顾及事实是否出入。

综上所述，儿童证人与成年人证人相比，由于其年龄、学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心理承受力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足，所以，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权利，关注儿童作证的具体情况，吸收国外合理做法，完善我国这方面的措施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