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学术界也称为警察圈套或侦查陷阱，具有两大特点：
诱惑侦查常常采用欺骗手段，以达到获取犯罪证据的目的。
诱惑侦查通过利用犯罪行为人的某种欲望来引诱其犯罪，从而揭露其犯罪行为。
因此，有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一种“肮脏手段”，认为其有损害国家威信，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由于犯罪案件的侦破困难和证据收集不易，诱惑侦查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诱惑侦查并不是无条件可行的，其实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诱惑侦查不应该被滥用，侦查机关只有在已掌握一定的证据基础上，或基于某种特定的理由相信特定的人有犯罪的可能时，才能采用诱惑侦查手段。这种手段的使用应该是在无法取得案件侦查实质进展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诱惑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因此，只有当犯罪行为人明确具有犯罪意向并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时，诱惑侦查才能有效。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侦查机关的“诱导”，犯罪行为人在同一情况下仍然会实施该犯罪行为，这种犯罪意向源于犯罪行为人本身，而不是侦查机关的“诱导”。
旧款《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原则。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的一些限制，即侦查机关在查明案情时可以采取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措施，但不能诱使他人犯罪，也不能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造成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根据法定主义原则，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没有法律授权就不能行使职权，否则就是违法的。然而，学者认为，在合理限度内实施具有欺骗因素的侦查和预审是被司法实践和法理所认可的。从法理和实践分析来看，在特定限度内实施诱惑侦查是被允许的，这是基于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使用欺骗性侦查手段的负面影响之间的权衡和选择。
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来看，“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基本权利，利用人性弱点陷人入罪背离了政府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也容易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因此，诱惑侦查背离了现代诉讼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违背了法律精神，违反了社会的价值标准，造成了消极影响，应当被禁止。
然而，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具有现实性基础。随着各种新型犯罪的增加，特别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加上犯罪手段的先进化，犯罪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现和证据的收集变得十分困难。传统的侦查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侦破案件和捕获罪犯的需求。为了维护社会利益，法律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侦查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方式来侦破这类犯罪。此外，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具有一定欺骗性的侦查手段并未超过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界限，具有一定的法律容忍性。因此，诱惑侦查作为侦破特殊案件的必要手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地区和组织的认可，我国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诱惑侦查方式，避免因法律漏洞而导致司法混乱。
在我国的立案后再侦查制度中，其缺陷已经显露出来，无法有效打击一些犯罪。为了更及时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我们需要理性地选择采取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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