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行政处罚程序与诉讼程序和其他行政程序有所不同，因此，在确定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时，首要考虑的是处罚程序的特点。工商行政处罚是一种损益性行政行为，尽管大多数处罚是财产罚、资格罚等，但无疑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会间接地影响其生存状态。因此，在设定案件的证明标准时不能过低，否则有恣意枉法之嫌。
目前，由于工商法律、法规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案的行政措施不够完善，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的范围较窄，导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践中取证困难。然而，我认为，这一困难应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途径来解决，而不应因此降低证明标准。
尽管工商部门在努力提高自身依法行政的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依法行政的状况离目标尚有较大的差距。出于对行政相对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和促进自身依法行政的需要，我认为，现阶段应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为宜。
对于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适用排除滥用职权和优势证明标准。排除滥用职权证明标准的理由已在前文提到，此处不再赘述。适用优势证明标准的理由在于，即使是简易处罚程序，行政执法人员也要遵循法定程序，收集案件的主要证据，使案件的证明度处于优势的程度。我认为，这已可以满足此类案件的证明要求。
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包括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的学者主张这类案件应适用优势证明标准或高度盖然性标准，认为只要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明度高于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度，该事实就成立。然而，我认为，无论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还是高度盖然性标准，都存在以下两点不妥之处：一是这两个标准主要适用于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情况，而行政处罚案件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具备适用这两个标准的主体条件；二是适用这两个标准主要涉及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当事人可以放弃或主张权利，而实施处罚的工商机关是代表国家施罚，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具备处分权。另外，行政处罚的制裁性质，如若不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容易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
在工商行政处罚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指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上证明所处罚违法行为的所有实质要件。它与在刑事案件中使用此标准是存在不同之处的：刑事案件应当极其真实（包括犯罪情节事实），而行政处罚案件只要求在法律要件上排除合理怀疑（违法情节是处罚幅度的参考因素，不能决定案件成立与否）。我之所以认为在这类案件中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也是因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调查取证，行政处罚案件能够达到这一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病危是否能免除行政处罚的问题。虽然病危状况本身不能免除处罚，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以及特定情节和表现等，可以考虑是否免予行政处罚。
销售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认定为侵权行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销售者若能证明自己不知情且商品合法取得，可不承担赔偿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处罚，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工具，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计算违法所得时的认定办法。该办法旨在规范行政处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计算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根据不同违法行为，如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传销活动等，有相应的违法所
饭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方式和经营许可证与营业执照的区别。对于无证经营的饭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没收违法所得和物品，并根据货值金额进行罚款。另外，营业执照是市场交易的法定证明，而经营许可证是特定行业经营活动的许可审批文件，二者在办理顺序上也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