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安管理法律语境中，长期以来，虽然民间纠纷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存在，但由于缺乏法律对其内涵的明确定义，导致在执法中对民间纠纷的把握成为治安调解的最大难点。理论界对民间纠纷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主流观点是参考《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一次明确了民间纠纷的定义：“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产生的纠纷。”这一规定明确两点：一是民间纠纷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单位；二是民间纠纷不仅可以发生在生活、工作中，也可以发生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这超越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民间纠纷发生范围的界定。根据《调解规范》和经验判断，民间纠纷不仅可以发生在熟识的主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不熟识的主体之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基础上，2006年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治安案件的类型，包括“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八种行为，并规定了不适用调解的五种情形。《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一)》又增加了“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偷开机动车”等五种治安案件。这些规定回应了关于治安违法行为范围的争议。在情节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治安调解适用条件之一是“情节轻微”，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其修改为“情节较轻”。这一变动使得调解适用条件得到放宽，范围扩大。另外，打架斗殴和损毁财物类是多发性治安案件，其中以打架斗殴更为严重。原《条例》规定只有致人轻微伤的才能构成治安违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伤情条件，只要有殴打他人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即构成治安违法。因此，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可调解案件的绝对数大大增加。
虽然治安调解适用条件的立法有所演变，但目前可以归纳为三个法定条件：起因、案件类型和情节。然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对于“情节较轻”，目前仍缺乏相应的标准和尺度，立法完全将自由裁量权赋予办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没有任何约束。其他适用条件仍然模糊不清，如在新的《程序规定》、《解释(一)》和《调解规范》中仍使用“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等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和“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宜化解矛盾的”等不确定的用语。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仍然侧重于概念的外延，其内涵仍然不确定，边界仍然不清。
打人事件的处理方式。当对方不同意调解时，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公安机关进行隔离审查和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打人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拘留和罚款。受害者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派出所处理调解不成的治安案件的方式。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派出所会进行调解处理。若调解无果或一方不遵守协议，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并告知其可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议。
司法鉴定与和解的关系。在民事案件中，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以进行调解处理。刑事案件的和解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和过失犯罪案件。司法鉴定是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对于维护法律尊严、促进司法公正有重要作用。
治安调解书一方反悔是否可再向法院起诉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罚法》相关规定，治安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治安调解需遵循自愿原则，对事实进行调查，明确是非，通过教育和帮助当事人相互谅解解决矛盾。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