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历史悠久。古埃及时期就有法律规定，医师的治疗活动需按照圣书记载的形式进行。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制定的《**拉比法典》也对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有明确的规定。然而，在现代西方国家，医疗事故犯罪属于业务过失犯罪，一般没有另作专门规定。
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周礼》是最早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唐律》是最早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罪的法典。到了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对于医疗事故犯罪的刑事责任都是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的。直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采纳了名方意见，在刑法中确定了医疗事故罪。
建国后，对医疗事故刑事责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到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颁布，时间是1950-1987年。在这个阶段，对医疗事故罪的学术论文极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理论上讨论医疗事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应否追究和如何追究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阶段是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颁布到1997年刑法的修订。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对医疗事故犯罪的研究增多。尤其是在1994年前后，有许多文章发表。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刑法的颁布至今。在这一阶段，法学界和医学界对医疗事故的研究非常活跃。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论文，也有人以医疗事故罪作为研究课题写出了不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甚至出版了几本包含医疗事故犯罪等内容的学术专著。
所谓“严重不负责任”，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粗心大意，漫不经心，擅离职守，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不及时履行医疗护理职责，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的行为。这一条件将医疗事故罪限定于责任事故等范畴，医疗技术事故不构成本罪。规章制度是指各个环节的规程、规则、守则、制度、职责等要求，明文规定在法律、组织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及医疗卫生单位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诊疗护理常规是指经长期诊疗护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而被公认为应当遵循的操作习惯与惯例。
我国刑法第335条规定为“严重不负责任”，没有故意和过失的附加说明。然而，医疗事故被认定为一种过失行为，在行政鉴定中将这种过失行为按照我国通常法律认识，划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大类。绝大部分学者也认为医疗事故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所致。
有权威学者认为，不应将卫生行政部门的鉴定和处理作为所有医疗事故案件的必经程序，法院应享有主动权和动机权，可根据案件情况自行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医疗事故鉴定。
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鉴定委员会由卫生行政部门从有权威、有临床经验、作风正派的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中提名产生。因此，鉴定委员会由卫生系统一家独揽。有学者建议由公安机关负责组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并主持医疗事故的鉴定，并实行对鉴定人的回避制度。同时应当吸收法医参与到医疗事故的鉴定中。对于医疗事故罪鉴定机构设置问题，应设立一个最高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关，以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目前，整个医疗鉴定程序都是在医疗机构间封闭运转，缺乏透明度。有学者提出吸收法律专家、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鉴定作为见证人，来监督鉴定过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对于举证责任问题，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件的有关情况，正确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推拿店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的问题。文章指出，只要未取得行医资格从事诊疗活动就属于非法行医，包括违反相关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文章还提到了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开推拿店的人如果没有取得相应的医疗执业资格，从事医疗行为就可能构成非
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及医疗责任事故罪的定义。医疗事故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犯罪对象是病人。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行为人必须是医务人员，且其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根据法律规定，不同情况将追究直接
证明构成医疗事故罪的证据种类。包括门诊及住院病历、化验单及各类检查结果、处方及药品包装袋、手术中切除的组织、输血输液剩余液以及死者尸体等。这些证据对于认定医疗过失和医疗事故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行医犯罪与医疗事故罪的区别。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在违反医疗管理法规的情况下非法行医，造成严重后果。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则是已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在合法的诊疗护理过程中因违反规章制度导致不良后果。两者在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