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规定了医院的公益性，医院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即使是营利性的医院，也必须贯彻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包括公办医院、民营医院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从理性层面看，如今医患纠纷呈现出增长之势，除医院一方的原因外，还有患者一方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患者的无理取闹，媒体对一些医疗事故个案的渲染，也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其中，医生往往也成了无援的弱势群体。几经修改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医疗事故中要求医生举证，这种医疗责任举证倒置制度明显是向患者一边倾斜的。其实，患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应对医院和医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多一些理性精神。
其一，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没有赢家；
其二，医学是高度复杂的专业，治疗过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疾病的治疗过程始终存在着失败的可能。目前，国内外一致承认的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成功率也仅为75%左右，病人不应该对医疗效果给予过高的期许；
其三，由于类似“冷血医院”事件中“无名氏”等病人的各种医疗欠费使医院运转艰难，举步维艰，医院救了没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可当医院难以为继时，谁来救医院?事实上，由于社会医疗保障不完善，现在医院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民政或者民间慈善机构承担的责任。
再从体制机制层面看，根本而言，医患紧张关系是由“有限的医疗经费和卫生服务资源”与“日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过度膨胀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医疗制度必须适应社会化方向。必须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真正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行业。通过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建立更有效的新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从而有效地扩大保健服务面，加大对弱势群体资助的力度，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医疗卫生需求相适应。
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关系，在加大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和健全若干配套的长效机制。
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不同的群体之间缺乏信赖，过去医生和患者对立甚至对抗的情况以及医院暴力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患者或患者家属对医生群体不信任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不仅为诊断所必需，也是医院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即便像美国这样医疗很发达，各种调解制度较健全的国度，同样存在医患矛盾，但他们有中介机构的社会工作者专做调解工作，在医患之间建立缓冲带；此外还有很好的法律帮助系统和保险公司，医疗事故经鉴定后，交由法院决定赔偿数额，最后由保险公司处理。
医疗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确认事实，而不在于谴责哪一个人；重点在于发现体制上的问题和漏洞，研究医院的管理制度是不是存在不科学的地方，以便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医疗风险管理还要求医疗事故鉴定应设立实效期限，限定医院的赔偿额度，确保赔偿的合理性。
应加大医院之间的有序竞争，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来迫使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使患者减轻负担。此外，还可以考虑实行对医生进行污点记录和吊销执照的惩戒举措。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识别不称职的医生和其他持有开业执照的卫生工作者。数据库中存储的内容包括被吊销执照以及其他重大惩罚，还包括医疗事故的处理和判决结果。
医疗事故赔偿的计算细则，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方面的详细规定。根据医疗事故的损害程度，对各项费用进行了明确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以确保赔偿的公正和合
医患双方应重视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作用。协商的前提是双方均有意愿且达成一致意见。合法协商的条件包括患方合法主体为患者本人或其代理人，医疗机构主体为建立医患关系的机构或
而医患关系的证明责任，仍然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原则由原告负担。目前，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依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
3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召开2016年维护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工作推进会。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出席会议并就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发表讲话。近年来，保监会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积极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在推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