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规定了医院的公益性,医院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即使是营利性的医院,也必须贯彻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包括公办医院、民营医院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从理性层面看,如今医患纠纷呈现出增长之势,除医院一方的原因外,还有患者一方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患者的无理取闹,媒体对一些医疗事故个案的渲染,也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其中,医生往往也成了无援的弱势群体。几经修改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医疗事故中要求医生举证,这种医疗责任举证倒置制度明显是向患者一边倾斜的。其实,患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应对医院和医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多一些理性精神。
其一,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没有赢家;
其二,医学是高度复杂的专业,治疗过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疾病的治疗过程始终存在着失败的可能。目前,国内外一致承认的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成功率也仅为75%左右,病人不应该对医疗效果给予过高的期许;
其三,由于类似“冷血医院”事件中“无名氏”等病人的各种医疗欠费使医院运转艰难,举步维艰,医院救了没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可当医院难以为继时,谁来救医院?事实上,由于社会医疗保障不完善,现在医院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民政或者民间慈善机构承担的责任。
再从体制机制层面看,根本而言,医患紧张关系是由“有限的医疗经费和卫生服务资源”与“日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过度膨胀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医疗制度必须适应社会化方向。必须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真正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行业。通过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建立更有效的新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从而有效地扩大保健服务面,加大对弱势群体资助的力度,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医疗卫生需求相适应。
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关系,在加大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和健全若干配套的长效机制。
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不同的群体之间缺乏信赖,过去医生和患者对立甚至对抗的情况以及医院暴力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患者或患者家属对医生群体不信任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不仅为诊断所必需,也是医院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即便像美国这样医疗很发达,各种调解制度较健全的国度,同样存在医患矛盾,但他们有中介机构的社会工作者专做调解工作,在医患之间建立缓冲带;此外还有很好的法律帮助系统和保险公司,医疗事故经鉴定后,交由法院决定赔偿数额,最后由保险公司处理。
医疗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确认事实,而不在于谴责哪一个人;重点在于发现体制上的问题和漏洞,研究医院的管理制度是不是存在不科学的地方,以便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医疗风险管理还要求医疗事故鉴定应设立实效期限,限定医院的赔偿额度,确保赔偿的合理性。
应加大医院之间的有序竞争,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来迫使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使患者减轻负担。此外,还可以考虑实行对医生进行污点记录和吊销执照的惩戒举措。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识别不称职的医生和其他持有开业执照的卫生工作者。数据库中存储的内容包括被吊销执照以及其他重大惩罚,还包括医疗事故的处理和判决结果。
医疗事故患者维权的指南。患者应该保护病历资料,咨询专业人士来确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寻求律师代理,选择合适的赔偿方式以及重视医疗事故鉴定。同时,文章也解释了如何认定医疗过失行为,包括医疗过失的定义和具体标准,如一般注意义务和特殊注意义务等。
医疗过错八级赔偿标准的详细规定,包括医疗费的计算方式、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等的计算方法和标准。文章详细说明了不同赔偿项目的计算方式和标准,包括对于不同情况的处理和限制条件。同时,也提到了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的相关费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的医疗事故赔偿计算问题。调解过程中,根据本条例的规定计算赔偿,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等项目。赔偿标准根据不同情况有所不同,如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计算,交通费、住宿费按实际需要计算。同时,也涉及精神损害抚
中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以倪某的医疗事故为例,介绍了医疗侵权赔偿和鉴定实行的“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文章详细比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损害赔偿方面的差异,并指出了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不同之处,以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