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备案的人身保险条款中普遍包含了“违法行为免赔”的规定。然而，对于“违法行为”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保险公司通常认为，这里的“法”应当从最广义的层面上理解，不仅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等。而且，违法行为的范围也不限于刑事规范，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也应当包括在内。
然而，我认为对于“违法行为”不能如此宽泛地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责任标准。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可以免赔的是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况。可以看出，法定的免赔事项仅限于“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强制措施”两类情况，并且必须是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发生于犯罪实行阶段或正在抗拒抓捕、拘传等措施的过程中才能免赔。甚至连过失犯罪也不能免除保险人责任，更不用说一般的违法行为了。
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可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上述免责情形进行适当扩张。然而，如果对免责事由作无限扩大解释，就意味着被保险人的任何“轻微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保险人免责的依据。例如，闯红灯、翻越隔离栏等常见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甚至连违约行为也因违反合同法而可以包括在内。这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保险义务，并排除被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因此，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可以认定该种扩大解释的免责事由无效。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即使被保险人的行为达到了上述标准，还需判断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损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必须是保险人承保的保险事故。在适用“违法行为免赔”条款时，也应当遵守这一原则，即只有违法行为是损害的直接原因时，保险人才可以免赔，否则保险人仍然有义务给付保险金。
根据审理相关案件的经验，我认为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上述两条标准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限定。这种限定同样适用于其他免赔事项，即只有在约定事项直接地、单独地引起保险事故的发生时，才能考虑免除被保险人的给付义务。此外，这种免赔事项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
死亡保险合同中关于自杀条款的细节。通常，保险合同保障的是因外部因素导致的死亡，自杀属于被保险人自愿行为，不属于保险事故的不确定性范围。若被保险人在签订合同时已有自杀意图，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合同签订后满两年后发生的自杀行为，符合保险事故的
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念、性质与意义。自杀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对于保险人在一定期限内故意自杀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约定，作为寿险合同的免除责任条款。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退还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业将自杀列为除外责任，是因为
再保险的定义、作用以及与原保险的区别。再保险是保险人通过合同将已承保的风险转移给其他保险人，以分摊风险，保障财务安全。再保险与原保险在建立方式、风险考虑重点及合同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再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
保险合同的相关分类和内容。保险合同不属于有名合同范畴，其内容包括投保人的姓名与住所、保险标的、保险风险、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保险费与费率等。合同还涉及保险赔款或保险金的给付、保险期限、违约责任与争议处理以及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