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备案的人身保险条款中普遍包含了“违法行为免赔”的规定。然而,对于“违法行为”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保险公司通常认为,这里的“法”应当从最广义的层面上理解,不仅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等。而且,违法行为的范围也不限于刑事规范,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也应当包括在内。
然而,我认为对于“违法行为”不能如此宽泛地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责任标准。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可以免赔的是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况。可以看出,法定的免赔事项仅限于“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强制措施”两类情况,并且必须是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发生于犯罪实行阶段或正在抗拒抓捕、拘传等措施的过程中才能免赔。甚至连过失犯罪也不能免除保险人责任,更不用说一般的违法行为了。
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可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上述免责情形进行适当扩张。然而,如果对免责事由作无限扩大解释,就意味着被保险人的任何“轻微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保险人免责的依据。例如,闯红灯、翻越隔离栏等常见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甚至连违约行为也因违反合同法而可以包括在内。这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保险义务,并排除被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因此,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可以认定该种扩大解释的免责事由无效。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即使被保险人的行为达到了上述标准,还需判断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损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必须是保险人承保的保险事故。在适用“违法行为免赔”条款时,也应当遵守这一原则,即只有违法行为是损害的直接原因时,保险人才可以免赔,否则保险人仍然有义务给付保险金。
根据审理相关案件的经验,我认为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上述两条标准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限定。这种限定同样适用于其他免赔事项,即只有在约定事项直接地、单独地引起保险事故的发生时,才能考虑免除被保险人的给付义务。此外,这种免赔事项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
一家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纠纷。合同约定了全损险,保险期限为一年。航运公司未按期支付第二部分保险费,导致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船舶沉没损失。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航运公司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保险合同的主要特征,包括其保障性、有偿性、最大诚信、双务性和附合性。保险合同的保障性表现在保险标的风险的保障;有偿性体现在保险双方的权利转移需付出代价;最大诚信要求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提供真实情况,遵守诚信原则;双务性表现为双方均有对价关系的债务;附合性
保险责任的定义及其范围,包括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后所享有的权益和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投保时需特别注意灾难性事故是否可理赔,尤其是健康险中的天灾免赔责任以及财产险中的不同灾害事故分类。保险合同承保范围以保险责任条款为准,不包括免赔
车辆保险费用的计算与优惠机制。根据交通事故情况和上年保单情况,交强险费率会有不同浮动。车辆保险一般需要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车上人员意外伤害险和不计免赔险等最基本险种。不同档次的汽车保费不同,购买原则应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必要险种,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