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现行的票据立法尚未触及空白补充权的问题。理论界对此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根据这种观点,判断空白补充权是否存在应根据出票人的意思表示或明确授权来确定。这种观点重视出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利于保护出票人的权利。然而,这会导致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不足,并且过于强调对出票人真实意思的追求,不利于票据的使用和流通。这与票据立法注重票据流通的“果”,相对忽略出票的“因”,违背了立法精神对效益价值的追求。
根据这种观点,应从票据外观上是否预留空白来确定空白补充权的存在。如果出票人预留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并将其交付给持票人,就视为受让人取得空白补充的默示授权。
根据这种观点,应根据实际情况判断采用主观说或客观说。这种观点主张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是否存在授权,使补充权的判断陷入无标准的混乱之中。
在上述几种观点中,我国部分学者认为空白补充权的取得应以客观说为通说。因为客观说被很多判例引用,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证也支持这一观点。结合票据立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我认为以客观说来认定空白补充权的取得更符合票据立法的精神和本质。
首先,出票人为相应记载并交付空白票据的行为本身,表明其有授予持票人空白补充权的意思。其次,根据票据属于商法的外观性理论,持票人持有空白票据,法律完全可以推定其享有空白补充权。再次,空白补充权的外观推定或许不利于出票人真实意思的保护,但空白票据流通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应为出票人在出票时所应预见和认识到的,对此不应成为票据立法所关注的重点。票据立法所关注的重点应是对符合商事交易客观规律的空白票据产生的实践予以肯定并规范,由此促进票据的流通,实现立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空白票据立法也规定了不得以出票人的真实授权意图对抗善意持票人。因此,空白补充权随着票据的移转而转移,对于善意持票人而言,其取得空白票据的同时,也获得了空白补充权。善意持票人行使空白补充权不受出票人出票时的真实意图所限,出票人的真实意图只能在出票人与其直接后手之间援引。
支票的出票和交付流程。客户签发转账支票并加盖预留银行印鉴后,将票据交给收款人或到开户银行办理付款。收款人或持票人可背书转让支票,或委托开户银行收款或提示付款。支票丧失需挂失止付。客户应在存款余额内签发支票,违规将受罚款。转账支票提示付款期限为10日,
影响票据贴现利率的因素。其中包括经营策略、资金状况、市场参与主体和银行的盈利目标。文章还介绍了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市场的重要性及其与货币市场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以及票据业务交易品种与方式对票据产品和利率的影响。
挂失止付制度与公示催告程序的区别。挂失止付适用于票据丢失后保护失票人的权益,公示催告则是非讼程序,适用于无人申报权利的情况。两者的适用范围、目的和程序不同,用于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
我国票据法中法院不予受理票据纠纷的情形,主要是持票人未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被拒绝后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同时,也阐述了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旨在保护票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票据流通的正常秩序。限制主要体现在票据债务人不得对抗持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