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上,对于胎儿是否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认为胎儿是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我国法律保护的生命权包括公民的生存权和健康完整权。尽管我国法律认为尚未出生的胎儿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具有成为权利主体的可能性和唯一性。因此,法律也给予了一定的承认和保护。例如,《继承法》规定了胎儿的继承份额。这表明,在生命权和民事主体权的认定方面,目前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矛盾。
从国际上来看,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国家的刑法对于胎儿的地位也存在争议。然而,大多数国家认为,生命主体包括母体中具有一定妊娠期的胎儿。因此,这些国家相应地制定了堕胎罪名。人类社会由人的生命个体组成,从根本上说,一切法律所调整的利益都归根结底是自然人的利益。而所有人的利益都首先建立在生命的生存权上,其他一切权利都依赖于这个基础。因此,对于生命权的探讨不仅仅是法理问题,还涉及到哲学、人类伦理等多个方面的复杂难题。
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胎儿具备了人的完整性。如果简单地认定出生是主体生成的起点,这无疑是违背科学的。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看,法律维护的是公平,保护的更多是那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小和无助的人群。例如,我国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原则。因此,法律忽视对人类出生前的保护是与其精神相悖的。尽管法律没有完全否定胎儿的地位,但是在继承法和刑法中,对于胎儿地位的一定认可也可以看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法律对于生命权的模糊认识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胎儿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情与法”冲突。首先,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来达到与赋予胎儿特定民事权利能力相似的效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在胎儿受损的情况下,母亲可以以自己的身份行使精神损害赔偿权。此外,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赔偿数额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和各地规定的标准,综合考虑婴儿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费用,确定一个合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给予婴儿的母亲,以弥补母亲为治疗婴儿而承担的损失。
其次,可以在母亲以自己的身份起诉要求赔偿时,将婴儿因受到损害而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费用作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的一部分提起诉讼。因为在不法侵害发生时,胎儿和母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母体的侵害造成了胎儿出生后必须接受治疗的后果,二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既可以维护胎儿的权益,又不会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尽管这些方法只是权宜之计,但在目前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弥补当事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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