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10日，连某作为投保人与某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重大疾病终身保险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夏某，连某与夏某为母子关系。合同约定连某为受益人，受益份额为100％。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起止时间为2002年2月10日至终身。
根据合同约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如果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公司将按保险金额的3倍支付身故保险金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连某按合同约定交纳了保险费。
然而，在2002年11月份，夏某由于受到惊吓，被医院诊断为精神抑郁症。2003年5月的一天，夏某由于受到刺激，回到家中打开煤气开关自杀身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夏某死亡结论为：因精神抑郁症导致自杀身亡。
夏某死亡后，连某要求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支付保险金。然而，保险公司以夏某自杀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拒绝支付。因此，连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本案中，需要确定保险公司是否应支付保险金。关键是要确定夏某由于精神抑郁症导致的自杀属于一般自杀行为还是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根据《保险法》第66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内的自杀，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那么，夏某由于精神抑郁症导致的自杀是否属于《保险法》规定的自杀行为呢？
在法律概念上，自杀是指故意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然而，在本案中，夏某的自杀行为是由于受到惊吓导致精神抑郁症，进而自杀。由于夏某是精神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而自杀。因此，夏某的自杀行为不属于《保险法》第66条所说的自杀行为。
夏某受到惊吓本身就是一起意外事件，完全符合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合同本意。因此，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金。
《保险法》第66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自杀，保险公司不支付保险金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骗保。然而，在本案中，夏某的自杀是由于精神病导致的身故，本身没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如果保险公司不支付保险金，与保险的立法宗旨相抵触。
《保险法》第66条同时规定，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自杀，保险公司需要按合同支付保险金。这里的“两年”并不是主观因素，而是有着严密的社会学依据。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从产生自杀的计划到实施自杀行为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根据以上分析，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夏某并没有产生自杀的想法，而是由于精神病被动地自杀。因此，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金给受益人连某。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虽然根据以上分析，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金，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被保险人由于精神病自杀必须支付保险金，只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本意确定应支付。如果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对合同条款进行细化，明确规定“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内，被保险人由于精神疾病自杀，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样双方就不会发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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