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刑事立案监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制统一;但由于立法、司法、观念等原因,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的基本情况如下:
1、立案监督的案件
对刑事案件“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是我国现行法所明文规定的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不当立而立”、“立而不侦”、“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现象也较为普遍,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上述情况的立案监督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规定,“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由此可见,由于立法的缺失,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行使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立而不侦”、“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现象的监督无能为力,在实践中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或聚众斗殴罪来干预民事纠纷,帮助当事人实施打击报复时,由于检察机关对立案情况不掌握,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来自侦查机关,纠纷当事人对斗殴、滋事行为也表示认同等,因此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很难取得实效。特别是在介绍容留、卖淫案件、虚假广告宣传等案件处理中,由于证据的主要来源、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出于私利等原因,“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情况经常出现。对此,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调阅侦查机关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案卷的权力,此时其无从监督。
2、立案监督的对象
公安机关除对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享有立案权,还管辖治安案件;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也享有法定的立案侦查权。为防止权力的专断与滥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7条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明确将二者纳入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但除此以外,还有些单位与部门,如海关、监所、国家安全机关、军队的侦查部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它们在法定的权力范围内,享有与前述二者相同或类似的权力,在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内,这些单位与部门应与二者处于相同的地位,但现行法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它们的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权,从而使这些单位与部门的立案活动排除在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范围之外。
这种立法现状,使检察机关对其它单位与部门的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其所享有的监督权也就只能停留在宪法层面。如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对自诉的刑事案件享有立案权,将其排除在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之外,将导致其所管辖的刑事自诉立案成为不受监督的盲区,这就有悖于检审相互制约的立法精神,也有悖于法律设立刑事立案监督权的立法本义。
3、立案监督的内容
从《刑事诉讼法》第87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1-379条的现行规定来看,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应当立案侦查的;或者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应当发出立案通知书或纠正违法意见书。但若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拒不立案;或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意见书后,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该如何进行监督,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授权与规定。由此可见,当前刑事立案监督首先是对侦查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即对立案过程的监督,并希望通过对立案过程的监督,督促侦查机关及时立案、撤案、作出正确的处罚等。但是,对过程的监督并不必然导致期望结果的必然出现,当侦查机关拒不改时,检察机关如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使其立案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由于现行法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从而使检察机关对立案结果的监督处于空白。
检察院不捕复议复核的相关法律流程和规定。当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提出复议时,应释放被拘留的人,如复议意见未被采纳,可向上级检察院提请复核。上级检察院应立即进行复核并通知下级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这一流程旨在保障对被拘留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确
当事人对刑事复核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当事人可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复议复核案件程序规定》,相关人员可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议申请。对于公安机关作出的刑事复议决定不服,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核申请。
我国法律规定中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工作由同一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负责的情况。逮捕的适用条件包括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存在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等危险情况下应当予以逮捕。此外,对于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
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对于不同情节的违法行为,检察院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口头纠正意见、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同时,文章还介绍了检察院在民事纠纷中不予起诉的三种情况,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