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刑事立案监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制统一;但由于立法、司法、观念等原因,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的基本情况如下:
1、立案监督的案件
对刑事案件“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是我国现行法所明文规定的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不当立而立”、“立而不侦”、“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现象也较为普遍,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上述情况的立案监督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规定,“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由此可见,由于立法的缺失,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行使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立而不侦”、“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现象的监督无能为力,在实践中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或聚众斗殴罪来干预民事纠纷,帮助当事人实施打击报复时,由于检察机关对立案情况不掌握,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来自侦查机关,纠纷当事人对斗殴、滋事行为也表示认同等,因此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很难取得实效。特别是在介绍容留、卖淫案件、虚假广告宣传等案件处理中,由于证据的主要来源、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出于私利等原因,“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教代刑”等情况经常出现。对此,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调阅侦查机关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案卷的权力,此时其无从监督。
2、立案监督的对象
公安机关除对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享有立案权,还管辖治安案件;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也享有法定的立案侦查权。为防止权力的专断与滥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7条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明确将二者纳入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但除此以外,还有些单位与部门,如海关、监所、国家安全机关、军队的侦查部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它们在法定的权力范围内,享有与前述二者相同或类似的权力,在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内,这些单位与部门应与二者处于相同的地位,但现行法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它们的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权,从而使这些单位与部门的立案活动排除在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范围之外。
这种立法现状,使检察机关对其它单位与部门的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其所享有的监督权也就只能停留在宪法层面。如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对自诉的刑事案件享有立案权,将其排除在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之外,将导致其所管辖的刑事自诉立案成为不受监督的盲区,这就有悖于检审相互制约的立法精神,也有悖于法律设立刑事立案监督权的立法本义。
3、立案监督的内容
从《刑事诉讼法》第87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1-379条的现行规定来看,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应当立案侦查的;或者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应当发出立案通知书或纠正违法意见书。但若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拒不立案;或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意见书后,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该如何进行监督,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授权与规定。由此可见,当前刑事立案监督首先是对侦查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即对立案过程的监督,并希望通过对立案过程的监督,督促侦查机关及时立案、撤案、作出正确的处罚等。但是,对过程的监督并不必然导致期望结果的必然出现,当侦查机关拒不改时,检察机关如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使其立案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由于现行法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从而使检察机关对立案结果的监督处于空白。
我国法律中关于怀孕妇女在刑事判决中的特殊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怀孕或正在哺乳的妇女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时,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不被判处死刑。但暂予监外执行需符合一定条件,且对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适用。
社区矫正对象失去联系的处理方式及其法律依据,包括社区矫正对象失去联系时的查找和处理规定,适用社区矫正的范围以及缓刑的撤销和处理。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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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抓人,一般是不可以被本地公安机关引渡回去询问的。异地立案本地抓人,不能在本地受审,只能在作案地审判,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在哪个地区犯法的要回到哪个地区审理。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