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分则各种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和刑法的一般理论，犯罪的既遂有以下几种形式：
行为犯，又称举止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即已构成既遂的犯罪。
结果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了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举动犯，也称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特别危险状态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犯罪既遂作为犯罪的基本形态，是认定其他未完成犯罪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在中国刑法中，对其他几种犯罪形态的成立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对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尚未明确规定，因此在理论界存在争议。
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犯罪既遂应当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然而，这种观点在表述上不够准确，在司法领域里也并不优于其他学说。因此，有必要从司法和立法两个不同层面对犯罪既遂的标准进行检讨。
在司法领域，应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而在立法层面上，应提倡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
从司法认定的角度论述了犯罪既遂的标准，认为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然而，犯罪构成的功能在于说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刑事违法性是以存在明确的法律标准为前提的。
在立法上，需要确立一个犯罪既遂的标准。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重新定位的意义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
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是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不同角度而对犯罪概念所作的区分。法定犯罪是指已经立法者价值评判而上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是指具有实质危害性但尚未进入立法者视野的行为，是待犯罪化的行为或准犯罪。
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具有指导作用。刑事政策要求刑法的规定与事实相符，要求法律所确定的犯罪形态与行为的发展样态相一致。因此，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既遂的标准应当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然而，单纯依靠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可能会导致某些严重犯罪无法进行法律抗制。因此，需要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某些重罪上提前确定犯罪既遂的界限。
综上所述，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应当以犯罪目的实现说为基础，并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确立一个综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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