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融犯罪中,贷款诈骗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意图,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过去的司法解释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思路是总结和提炼司法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具体规定典型的诈骗行为,以便司法机关进行认定。根据原则,只要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这些典型的诈骗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除非有相反的事实或证据否定这一点。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公诉机关和公诉人认为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问题。准确认定贷款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方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有效保护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维护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来说也是公平的,不会过度加重贷款者的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了贷款并用于合法经营,如果成功获得丰厚回报并按时偿还全部贷款,那么行为人不会被定罪,反而会成为一个狡猾的“成功商人”。然而,这种成功是建立在违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的,所以行为人自己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将其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
我国刑法第193条具体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几种行为方式,其中包括编造虚假理由、使用虚假合同、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使用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等。然而,第五种行为方式“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为了防止遗漏,立法者采用了“拉大网”的描述。
对于认定“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司法人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具体认定时应谨慎行事。总的原则是,其他诈骗贷款的方法应与前四种方式在性质和程度上相似,并足以表明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意图。
以下几种行为方式应属于“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范围: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单位犯罪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应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实行单罚制,即只处罚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不对单位判处罚金。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以犯罪论处。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法律明确规定某种犯罪为单位犯罪。对于贷款诈骗罪,法律明确规定其主体为自然人,不包括单位。因此,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量刑,也不能追究单位及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然而,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并不意味着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实际上,无论是贷款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都是从传统的普通诈骗罪演化而来。因此,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虽然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对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量刑,也不能以诈骗罪定罪量刑,但应追究其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除非单位贷款行为没有借助合同形式,但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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