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公民伤残和死亡的赔偿责任问题，首先应对民法学上的公民的健康权和身体权要有一定的认识。我国民法通则未区分公民的健康权和身体权，但一些学者认为应在健康权之外另设身体权，或对健康权作扩张解释，使其包含身体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第一条第一项明确适用了“身体权”的概念。
作者认为，健康权保护的是公民保持正常健康水平的权利，而身体权保护的是公民保持其身体之完好性的权利。对健康权的侵害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包括健康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对身体权的侵害所导致的后果包括肢体、器官的丧失或部分丧失或某些生理功能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对健康权和身体权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可以大致归纳为精神损害(痛苦、疼痛)和残疾。此外，对健康权和身体权的侵害，通常还发生医疗费用支出、误工工资损失、护理费用支出以及可能的持续医疗、护理费用的支付。在导致受害人残疾的案件中，还可能涉及因劳动能力降低导致的未来收入丧失或者减少的问题。
法释20017号第九条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第十条规定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一些考虑因素。这比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为法院审理有关案件提供了一个大致统一的规范。
精神损害抚慰金指的是健康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而不包括残疾赔偿问题。狭义精神损害的程度取决于健康、身体受到侵害的程度。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于受害人健康或者身体受到损害，遭受较大精神痛苦或肉体疼痛但没有造成残疾或者降低受害人劳动能力的案件。狭义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健康或身体受到侵害以及未成年人受害死亡，近亲属出现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
在实践中，对已支付的医疗、误工、护理等费用的计算不宜过于苛严，尤其是应当考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一客观情况。
对未来将发生的医疗、康复、护理、器械等费用的赔偿，可以判决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判决相对确定的赔偿标准。在作出这样的判决时，宜考虑有关专家的鉴定意见。假肢、轮椅等，应当不低于在购买时的中档质量和技术水平。
对成年的有收入的受害人之残疾赔偿，应当将其受害前的收入状况和残存的劳动能力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具体可以适用这样的计算公式：(受害人受害前3年的平均收入-劳动能力残值-受害人正常的个人年消费)×预期赔偿年限+退休后的赔偿额。
对成年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可以参考相当年龄、类似学历的人群的平均收入作为其“受害前3年平均收入”的参考标准，然后参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如果缺乏可比性，也可以参考受害人当地或者侵权发生地成年人的人均收入计算。
对于受害残疾的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未来的太多不确定性，建议主要参考当地动态的人均收入，同时考虑可能残存的劳动能力和预期的存活年限。至于接受特殊教育等方面的额外费用支出，可以计算在未来发生的费用之列。
对于残疾赔偿有必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一些考量，其最突出的就是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的设定。建议建立一个最低的残疾赔偿数额标准，不低于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人均收入。对于收入特别高的受害人的残疾赔偿应予以一定的限制，一般不超过上一年度国民人均收入或者当地人均收入的50倍。
工地安全事故赔偿标准的法律解析，包括雇佣方为伤者缴纳社会保险、未缴纳社会保险、无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以及工伤保险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区别和伤者的选择。当雇佣方具有保险责任时，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主要偿付责任；无保险且无法确认劳动关系时，则由雇佣方承担
原告同时起诉两被告的问题。文章指出原告与两被告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放牧合同关系和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原告享有两个请求权，但只能择一行使。两被告并非共同侵权，原告应根据不同法律关系分别对两被告提起诉讼。
施工未设置安全措施的情况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施工安全隐患的处罚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工人需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否则需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需遵守安全生产要求，如有违法行为将面临责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和第87条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用人单位必须继续履行；如果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合同已无法履行，用人单位必须按照法律第87条的规定支付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