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无形的精神损害不同于显性财产损失,难以明码标价加以量化,“限额论”看似合理,其实有很多的不当之处,过于机械,不能很好地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精神赔偿的最佳原则是“全面赔偿损害”,本着“罚当其罪”“罪责相当”的观念,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限额;上限;下限
【写作年份】2006年
【正文】
一、引言
人们不再停滞和满足于近代民法对财产权及外部物质世界的保护,转而更关注于人身权不受侵害及内心精神世界安宁的呵护,这使现代民法确立了另一座法律里程碑:必须注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和保护。
二、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三、关于限额
(一)上限
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了追求司法上的统一和操作上的便利,限制法案的自由裁量,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的几种理由:
1.便于操作
2.防止滥用
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从诉讼费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是按照实际判赔多少来判令当事人分担诉讼费。原告虽胜诉,但判决数额低于主张数额的,相差部分的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基于利益出发,原告方不会也不敢提出过高数额的要求。所谓“漫天要价”,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至于法院是否支持则是另一回事。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中,法官难道会同意当事人的不合理的诉求?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已有各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典型案例(判例),这对法官对当事人都有正确的导向作用。
3.便于执行
侵权责任的承担是为了填补损害,只能由损害的大小来决定责任的大小。若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钱多赔,也会导致受害人获得不当利益。
有观点认为,如处以高额赔偿,加害人将衣食无所,此担心实为多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223条第1款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限制自由裁量
(二)下限
1.合乎目的
2.减少诉讼
有人从目前的司法资源有限出发,认为如果认可小额诉讼,势必导致诉讼大增,使法院疲于应付,大量应该及时处理的纠纷反而延误,有本末倒置之感。小额诉讼表明一般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即使和解不成,也不会致使矛盾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愤概或许会有所减弱。如动辄诉讼,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此观点纯粹是“权力本位”的思想反映,是中国式的“以和为贵”的“管理型”的权力观。这种观点与我国传统诉讼观有关,我国自古便有“息讼”的观点,视“讼”为不光彩的事。
社会的稳定需要维护良好的秩序,但秩序并非静止的东西。秩序是矛盾的暂时对立的状态,秩序是和纠纷相对应一个概念,无纠纷便无秩序。低暴力、高频率的纠纷可使暴力不升级,可使联系加强,反干扰能力加强,是社会不满的出气筒,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通过纠纷的解决,诞生了新的事物的产生——秩序。在法律上,纠纷为权利受到侵扰寻求合法的保护,从而使法律得到传播。纠纷作为一种“中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种“常态”,非善非恶,一方面对既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引起社会关系的动荡,另一方面是对新事物产生提供了温床,使人类不断向前,此乃为辩证的纠纷观。所以令人担心的不是纠纷的出现,而是不能有效的解决纠纷。
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尚不能完全满足诉讼的大众化要求,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于小额诉讼可以使用简易程序和借鉴在国外方兴未艾的ADR方式。后者要比简易程序还要便捷、廉价,更为大众所接近、所接受,它的设立能对诉讼乃至整个法制体系进行补偏救弊,使司法救济途径畅通,对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作者简介】
王太平,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个人取得的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证据必须依法取得,且需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视听资料,审查过程中需要考虑其来源合法性、是否原件、制作过程是否合法等因素。存在疑问的视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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