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国家的集团诉讼制度在赔偿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赔偿机制主要包括赔偿金的估算和分配两个程序。在估算赔偿金方面，个别性估算方法和整体性估算方法是常用的两种方法。然而，在现代集团诉讼背景下，个别性估算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整体性估算方法来弥补。
个别性估算方法是指法院逐一确定每个集团成员受偿数额的方法。它要求个别地确定赔偿，并进行个别化的证明。个别性估算方法能够满足不同集团成员的不同赔偿请求，实现集团胜诉利益在各成员之间准确分配。然而，个别性估算方法在现代集团诉讼中面临一些挑战，如增加了法院的案件管理负担和集团成员的证明负担，以及可能背离诉讼经济目标等。
整体性估算方法是指法院在集团诉讼判决或和解协议中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总额，然后通过灵活、简便的方法将赔偿金分配给各集团成员。整体性估算方法适用于大型复杂集团诉讼和小额集团诉讼的赔偿金计算。它能够高效而又公平地解决繁琐的赔偿计算问题，减轻了法院的审判负担和集团成员的证明负担。整体性估算方法还能够兼顾被告的利益，避免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整体性估算方法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集团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得到了采纳。
直接分配是指法院或法院指定的人员将集团诉讼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直接、逐一地分配给集团成员的方法。法院可以指定一个或几个人负责将赔偿金直接分配给集团成员，或者由被告直接将赔偿金分配给集团成员。直接分配方法以集团成员个体为单位进行计算和分配，减轻了集团成员的诉讼负担，保护了各方诉讼主体的程序利益。
然而，在大型集团诉讼中，直接分配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在一些复杂的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的身份难以确定，或者集团成员们的索赔请求较小，无法进行单独分配。此外，直接分配无法体现一般社会成员的利害取向或价值观念，也无法对现存法律规范进行修正和调整。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分配方法来弥补直接分配的不足。
间接分配方法是指在集团诉讼中，根据整体性估算方法计算赔偿金额后，将赔偿金分配给最接近最初受害者的受益人的方法。具体措施是在赔偿总额确定后，各被害者对自己的损害进行举证以接受赔偿支付，剩余赔偿金返还给原告集团。间接分配方法具有补偿性和公益性，但也有其有限性。
间接分配方法适用于集团成员身份难以确定或索赔额较小的情况。法院可以命令被告降价来补偿集团成员的损失，或将赔偿金交付给政府或团体用于公益目的。此外，法院还可以通过基金分配或平均分配的方法来处理剩余赔偿金。
由于整体性估算方法的不精确性，可能导致赔偿金剩余无法分配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集团成员身份无法确定，或者集团成员没有提出赔偿请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普通法国家探索了多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近似分配或降价，即将赔偿金近似分配给最接近最初受害者的受益人，或者要求被告降价来补偿集团成员的损失。另一种方法是将剩余赔偿金返还给被告，或将其充作诉讼费用。此外，还可以将剩余赔偿金没收、捐赠或充作其他用途。
在处理集团诉讼剩余赔偿金时，普通法国家要求法院在做出整体赔偿判决时详细说明赔偿数额，确保判决的数额与集团成员分配的全部数额相一致。
普通法国家在集团诉讼中的赔偿分配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几点启示。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普通法国家的分阶段赔偿和分配方法。在代表人诉讼中，可以先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范围，然后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方法，解决复杂的分配问题。
其次，我们可以借鉴普通法国家的审执合一体制。在代表人诉讼的程序设置中，将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糅合在一起，以科学构建代表人诉讼赔偿和分配方法。这样可以避免过于单一、机械的赔偿方法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作造成限制。
总之，借鉴普通法集团诉讼的经验与启示，对于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在普通法国家的集团诉讼程序中，法院在分配赔偿的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不仅监督和控制分配程序，还有权使用适当的赔偿方法。法院可以指派集团诉讼当事人、原告律师或信托等社会中介机构负责赔偿金的保管和分配，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抽查索赔请求，以确定是否存在虚假请求。在代表人诉讼判决的做出和执行过程中，法院应赋予必要的诉讼指挥权和处分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个别性估算还是整体性估算的方式来计算赔偿数额，并决定如何处理赔偿金余额。法官应在赔偿金的计算和分配问题上拥有自由裁量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如何向人数众多的当事人分配胜诉利益。按照通常的方法，法院在判决中要逐一为当事人计算赔偿数额，这可能导致审判效率降低，增加当事人索赔的难度和成本。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大型诉讼，如证券群体诉讼、消费者群体诉讼和环保群体诉讼，这些案件可能成为我国群体诉讼制度发展的转折点，为完善和发展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技术支撑。然而，由于我国诉讼体制的制约，立法上还不可能推进整体性估算的层次。但是，我国代表人诉讼实践中已经初步具备了移植集团诉讼分配方法的基础。在全球现代科技高度发展和文化趋同的背景下，法律移植是可能的。
移植集团诉讼分配方法的根据之一是纠纷解决方式的趋同性。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趋同化使得纠纷解决的具体规则也越来越相似，这为在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引入整体性估算方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与整体性估算相配套的科技手段在中外都有进步，交易信息的电子化为赔偿提供了可靠的载体。普通法国家集团诉讼中的证据披露规则在我国也具有移植的可能性。在解决因生活规范引起的大型纠纷的过程中，我国和普通法国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这意味着法律移植是可能的。
移植集团诉讼分配方法的根据之二是类似的移植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有若干成功试验。将整体性估算方法法律移植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团体诉讼或代表人诉讼中并无根本性的障碍，这种方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显示出适宜性。例如，日本在公害诉讼中倾向于采用整体性估算方法。我国在司法解释和实践操作层面也有类似的试验。实践中已经具备了接纳整体性估算方法的基础条件。个别司法解释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例如，在证券代表人诉讼判决中只认定赔偿的总额而将分别核算的结果作为附件附在判决书之后。我国一些法院在实践中也在尝试用类似于整体性估算方法来解决赔偿的估算和分配难题。
如果没有合理、灵活的确定和分配赔偿金方法的支撑和配合，集团诉讼制度的前途终归有限。普通法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实践，合理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是推进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前进的基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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