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数额的大小对于产品责任案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直接关系到受害者是否能够充分获得损害赔偿。其次，它也关系到对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威慑力。这对于积极、主动地防止产品侵权再次发生至关重要。
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数额没有设限制。实际上，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额往往非常高。法院经常判处高额赔偿金，例如在1981年的"格林萧诉福特汽车公司"案中，陪审团判决被告蓄意销售危险汽车，作出了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决议。尽管后来加州的法庭将惩罚性赔偿金减为350万美元，但仍然可以看出美国的产品责任赔偿数额相当高，对于一些生产者和产品责任人来说难以承担。
为了避免产品责任诉讼中出现高额赔偿金带来的问题，许多国家开始规定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例如，德国的《产品责任法》规定，因人身伤害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1亿6000万德国马克。欧共体的《产品责任指令》允许各成员国对同一种类、同一缺陷导致的死亡或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额设定限额，但最多不得超过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并未对赔偿限额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过低，既无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也无法对加害者进行惩罚。因此，有必要对赔偿数额进行最高限制。笔者认同这种观点。
尽管第一种观点充分考虑了受害者的权益，但我们应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因此，对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数额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仅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例，1997年的"贾国宇案"提出的6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现在已经不算高。现在，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赔偿要求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走上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问题的道路。我们应该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为推动企业进步、维护人民利益制定产品责任诉讼的最高赔偿限额。
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超过限额规定，建议国家建立官方赔偿基金会。该基金会可以向相关生产者和制造商收取一定的会费，会费的数额和比例可以根据一定的基本条件制定。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由国家设立的基金会承担，以达到最终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规定，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一定要求。如果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相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对于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如果有违法所得，还可以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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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难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法律适用难，涉及法律条文的高度概括性和宽泛的解释权；经济分析难，需进行复杂的经济学分析且存在争议；原告胜诉难，需证明被告的垄断行为并确定损失赔偿数额较为困难。这些难点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和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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