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应被定罪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黄某和李某应被定罪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根据法律规定,村长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事务的负责人,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他的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赵某父亲和赵某应被定罪为受贿罪的共犯。然而,赵某父亲的行为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离退休人员利用过去的职务便利收受财物,并且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犯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黄某和李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二人应被视为贪污罪的共犯。因为他们共同利用了黄某的职务便利骗取了公共财物。对于共同贪污的犯罪数额的认定,应该以二人共同贪污的数额为准,即50万元,而不是根据他们最终分得的赃物来确定。
陈某应被定罪为盗窃罪的教唆犯,属于教唆未遂。而李某应被定罪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尽管李某接受了盗窃的教唆,但他并没有按照陈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后果。对于汽车玻璃被砸坏这一结果,属于超过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由李某自己负责。
邢某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是报警义务并不等同于救助义务。同时,只有在行为人创设了危险或者具有保护、救助法益的义务时,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才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罪。在本案中,火灾是由黄某引起的,邢某只是偶然路过,他并没有创设火灾的危险,因此他并没有承担刑法上的不作为罪的责任。
(1)根据条件说,可以认为放火行为和死亡之间具有"无A就无B"的条件关系;
(2)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精确判断返回住宅取财的危险性;
(3)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返回住宅取财符合常理。
(1)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性;
(2)被告人实施的放火行为并未烧死范某,范某为抢救数额有限的财物返回高度危险的场所,违反常理;
(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4)被害人试图保护的法益价值有限。只有在甲对乙的住宅放火,如乙为了抢救婴儿而进入住宅内被烧死的情况下,才能肯定放火行为和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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