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两种观点

学术界对于是否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否定证据开示的必要性，其主要理由如下：

1. 违背当事人主义：一方向另一方承担开示证据的义务违背了当事人主义。这种观点常引用美国法官**汉德1923年的判决意见，认为被告人拥有每一项有利条件，被告人无需开示最粗略的辩护大纲，可以拒绝回答问题并享有沉默权。如果陪审员中有最低限度的合理怀疑，就不能给被告人定罪。因此，为何要让被告人事先掌握所有不利证据，而不管他提出的辩护是否正当呢？
2. 威胁证人和隐藏罪证：证据开示可能导致威胁证人和隐藏罪证的情况。例如，当诉讼一方了解对方准备召唤出庭证人的名字和住址时，可能对证人进行威胁利诱，甚至消灭其存在。
3. 庭审活动的混乱：庭审前的证据开示可能导致庭审中的调查和辩论活动“低调处理”，使庭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义，并可能引发无谓的混乱。
4. 证人不愿提供真实情况：许多证人如果得知被告人会在审判前获悉他们的姓名，便不愿意在犯罪侦查过程中提供真实情况。

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国立法、我国司法实践部门和学术界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主要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有权在开庭审判前了解被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性原则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新的刑事审判方式取消了卷宗移送方式，被告人的这一权利将大打折扣。证据开示制度可以通过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提供支持起诉的证据，并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同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了解到检察机关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些证据将成为支持辩护的强有力理由。因此，证据开示是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必要条件。

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证据开示可以避免因需要调查核实证据而导致的频繁休庭，保证法庭审判的连续进行。同时，证据开示可以确保案件事实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基础上，被告人在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后，只对焦点问题持有充分的异议，其服判的可能性增大，上诉和申诉的可能性也将减少。

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通过证据开示，控辩双方进行充分准备，法庭中的质证能够有的放矢，证据信息能够在庭审中得到充分交流，有利于法庭对案件事实形成正确的判断。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制庭审方式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控辩双方要么不积极参与法庭调查，要么通过出示新的证据相互突袭，而法官难以对案件事实得出确定的结论，不得不依赖于庭后阅卷或调查核实证据的工作。长期下去，法庭审判将流于形式，回到刑事诉讼法修订前的老路上去。

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证据开示能够促进控辩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弱化对抗制审判方式带来的副作用。在控辩举证具有对抗特征的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可能采取各种“竞技”的手段进行攻击和防御，同时削弱对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因此，需要在制度上解决以封闭信息作为“竞技”手段的问题，以避免法庭审判变成与查明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司法竞技对抗。

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近年来，一些实务部门进行了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有益尝试。例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院内设立阅卷室，并制定了《证据开示实施规则》。四川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北安市司法局也进行了相关探索和尝试。这些实践表明，证据开示制度具有积极的效果。实践部门和法学专家对这些尝试行为主要给予以下评价：法庭审理顺利进行，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发表了有理有据的公诉词和辩护观点，法院制作的判决书具有法律价值。

综上所述，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符合刑事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终极目标，应当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