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是否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否定证据开示的必要性，其主要理由如下：
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国立法、我国司法实践部门和学术界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主要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有权在开庭审判前了解被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性原则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新的刑事审判方式取消了卷宗移送方式，被告人的这一权利将大打折扣。证据开示制度可以通过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提供支持起诉的证据，并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同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了解到检察机关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些证据将成为支持辩护的强有力理由。因此，证据开示是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必要条件。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证据开示可以避免因需要调查核实证据而导致的频繁休庭，保证法庭审判的连续进行。同时，证据开示可以确保案件事实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基础上，被告人在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后，只对焦点问题持有充分的异议，其服判的可能性增大，上诉和申诉的可能性也将减少。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通过证据开示，控辩双方进行充分准备，法庭中的质证能够有的放矢，证据信息能够在庭审中得到充分交流，有利于法庭对案件事实形成正确的判断。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制庭审方式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控辩双方要么不积极参与法庭调查，要么通过出示新的证据相互突袭，而法官难以对案件事实得出确定的结论，不得不依赖于庭后阅卷或调查核实证据的工作。长期下去，法庭审判将流于形式，回到刑事诉讼法修订前的老路上去。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诉讼公正。证据开示能够促进控辩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弱化对抗制审判方式带来的副作用。在控辩举证具有对抗特征的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可能采取各种“竞技”的手段进行攻击和防御，同时削弱对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因此，需要在制度上解决以封闭信息作为“竞技”手段的问题，以避免法庭审判变成与查明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司法竞技对抗。
近年来，一些实务部门进行了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有益尝试。例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院内设立阅卷室，并制定了《证据开示实施规则》。四川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北安市司法局也进行了相关探索和尝试。这些实践表明，证据开示制度具有积极的效果。实践部门和法学专家对这些尝试行为主要给予以下评价：法庭审理顺利进行，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发表了有理有据的公诉词和辩护观点，法院制作的判决书具有法律价值。
综上所述，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符合刑事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终极目标，应当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制度。
公开庭审的视频直播合法性以及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法律文件，公开庭审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助推司法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并接受监督。其法律依据包括《民事诉讼法》、《宪法》等。公开审判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增强司法公正和提高办案质量。
民事诉讼一审未开庭直接二审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直接进行二审是违反程序的。民事诉讼二审流程包括立案、开庭、当事人的履行义务和申请再审等环节。二审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当事人陈述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矛盾认定标准。一方面，需慎重采用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与其他证据相互补充。另一方面，不应夸大或弱化当事人的陈述效力，法官不应仅凭当事人陈述的前后矛盾等情况直接判断案件事实真伪。同时，法官在庭审中的
我国民事诉讼中一、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审理要求。对于一审案件，如案件事实清楚、简单、标的额不大，可采用简易程序审理。二审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不开庭审理，如上诉请求不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