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不同的组织形式都是法律对实际生活要求的反映。除了个体商人外，还存在其他五种形式。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人合团体（合伙）和资合团体（公司）合并立法的方式，将合伙和公司放在一起，并称之为“公司”。相应的企业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以及资合团体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而英美法系则采用人合团体和资合团体分别立法的方式，相应的商事主体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以及资合团体的三种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这一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已很少采用）。
大多数立法成熟的国家将有限合伙作为一种独立的商事主体。这样就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形式完备、科学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从而在立法上做到了无缝衔接、疏而不漏。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是法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主流商事主体。这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国家的企业法律形态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在《合伙企业法》修订之前，我国只有普通合伙的规定，没有有限合伙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可以说是立法上的一种缺陷。此次修订中增加了有限合伙法律制度的规定，弥补了这一缺陷，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并对有限合伙进行调整。这不仅对有限合伙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也起到引导作用，有助于规范有限合伙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在私法领域，一般采用“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创设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隐名合伙”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属于有效合同。然而，根据商事主体类型法定主义原则，由于以前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没有对有限合伙进行立法，这种由合同而形成的契约共同体不能经注册登记成为经营组织，即无法成为有限合伙。因此，这种合伙协议对外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也无法对抗第三方。
对于这种协议下的纠纷，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按照《民法通则》第46条的规定，将投资者和经营者都视为普通合伙人，判决其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借贷合同纠纷处理，判决经营者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都没有按照合同的本意来解释和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外观法理的要求。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个实体参与多个合伙的情况很常见，但法律对此并未进行规定。如果按照普通合伙的处理方式，意味着他在每个合伙关系中都要承担无限责任，然而每个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实际上很难承担这种无限连带责任，这将影响他参与的每个合伙关系。这既不利于规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甚至会助长投机心理，也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在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新《合伙企业法》对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它丰富了企业组织形式，为多种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创造了条件，尤其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限合伙的二元责任制度和管理结构适应了风险投资的需要，受到投资家们的青睐。随着有限合伙的确立，传统合伙企业也
有限合伙人的竞业自由权利。根据《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人享有经营与本企业相竞争业务的权利，可以自行经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普通合伙人可以在协议中约定限制有限合伙人的竞业权利，但必须明确约定。
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出质和转让的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人有权将其财产份额进行出质和转让，但须遵守合伙协议的约定。此外，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条件包括合伙人数量、公司名称、普通合伙人以及详细的合伙协议。
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是由各合伙人依法订立合法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合伙企业与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责任方面的区别，合伙企业的财产不属于合伙组织独立所有，而是属于合伙人共有，合伙人与合伙企业是连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