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不同的组织形式都是法律对实际生活要求的反映。除了个体商人外，还存在其他五种形式。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人合团体（合伙）和资合团体（公司）合并立法的方式，将合伙和公司放在一起，并称之为“公司”。相应的企业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以及资合团体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而英美法系则采用人合团体和资合团体分别立法的方式，相应的商事主体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以及资合团体的三种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这一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已很少采用）。
大多数立法成熟的国家将有限合伙作为一种独立的商事主体。这样就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形式完备、科学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从而在立法上做到了无缝衔接、疏而不漏。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是法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主流商事主体。这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国家的企业法律形态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在《合伙企业法》修订之前，我国只有普通合伙的规定，没有有限合伙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可以说是立法上的一种缺陷。此次修订中增加了有限合伙法律制度的规定，弥补了这一缺陷，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并对有限合伙进行调整。这不仅对有限合伙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也起到引导作用，有助于规范有限合伙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在私法领域，一般采用“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创设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隐名合伙”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属于有效合同。然而，根据商事主体类型法定主义原则，由于以前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没有对有限合伙进行立法，这种由合同而形成的契约共同体不能经注册登记成为经营组织，即无法成为有限合伙。因此，这种合伙协议对外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也无法对抗第三方。
对于这种协议下的纠纷，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按照《民法通则》第46条的规定，将投资者和经营者都视为普通合伙人，判决其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借贷合同纠纷处理，判决经营者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都没有按照合同的本意来解释和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外观法理的要求。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个实体参与多个合伙的情况很常见，但法律对此并未进行规定。如果按照普通合伙的处理方式，意味着他在每个合伙关系中都要承担无限责任，然而每个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实际上很难承担这种无限连带责任，这将影响他参与的每个合伙关系。这既不利于规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甚至会助长投机心理，也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在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合伙企业在设立独资子公司方面的法律问题。按照相关规定，特定类型的企业如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公司等不得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全资子公司，但上市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的责任是以其出资额为限的，存在有限责任的特点。同时，公司设立需满足申请设立登记、必要的批准手续以及
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的制度溯源。这两种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商港的“康达契约”，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的兴盛而发展。它们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紧密相关，并且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尽管两种制度设计和安排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具有
私营企业的法人属性及其类型。私营企业的法人属性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独资法人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定义。私营企业主要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三种类型。其中，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如
有限合伙企业在对外交易行为方面的特点。有限合伙人在交易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一般不会损害企业利益。有限合伙协议可限定交易行为，若有限合伙协议有约定，必须按约定交易。普通合伙人若禁止有限合伙人交易或竞业经营，也需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有限合伙人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