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不同的组织形式都是法律对实际生活要求的反映。除了个体商人外，还存在其他五种形式。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人合团体（合伙）和资合团体（公司）合并立法的方式，将合伙和公司放在一起，并称之为“公司”。相应的企业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以及资合团体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而英美法系则采用人合团体和资合团体分别立法的方式，相应的商事主体形式包括人合团体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以及资合团体的三种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这一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已很少采用）。
大多数立法成熟的国家将有限合伙作为一种独立的商事主体。这样就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形式完备、科学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从而在立法上做到了无缝衔接、疏而不漏。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是法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主流商事主体。这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国家的企业法律形态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在《合伙企业法》修订之前，我国只有普通合伙的规定，没有有限合伙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可以说是立法上的一种缺陷。此次修订中增加了有限合伙法律制度的规定，弥补了这一缺陷，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并对有限合伙进行调整。这不仅对有限合伙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也起到引导作用，有助于规范有限合伙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在私法领域，一般采用“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创设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隐名合伙”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属于有效合同。然而，根据商事主体类型法定主义原则，由于以前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没有对有限合伙进行立法，这种由合同而形成的契约共同体不能经注册登记成为经营组织，即无法成为有限合伙。因此，这种合伙协议对外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也无法对抗第三方。
对于这种协议下的纠纷，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按照《民法通则》第46条的规定，将投资者和经营者都视为普通合伙人，判决其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借贷合同纠纷处理，判决经营者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都没有按照合同的本意来解释和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外观法理的要求。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个实体参与多个合伙的情况很常见，但法律对此并未进行规定。如果按照普通合伙的处理方式，意味着他在每个合伙关系中都要承担无限责任，然而每个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实际上很难承担这种无限连带责任，这将影响他参与的每个合伙关系。这既不利于规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甚至会助长投机心理，也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在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有限合伙人的撤销权行使方式，包括撤销侵权行为、撤销受委托人的执行权以及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区别。在债务承担、关联交易、竞业禁止、财产份额出质和转让以及出资方面，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存在显著差异。
合伙人在不同国家所面临的责任范围和限制问题。美国的合伙人在合同债务方面责任扩大，而英国和我国的合伙人责任范围涵盖了合同和侵权债务，但未对合同债务与侵权债务进行严格区分。合伙人个人责任范围也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有所不同，美国纽约州和英国的合伙人需要
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条件。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需满足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一定金额等条件，同时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另外，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至少两个合伙人、书面合伙协议、出资等。相对于公司类企业，其设立条
中国有限合伙制度立法的不足。地方立法推动中央立法是中国创业投资立法的特点，但地方性立法受到法律体制限制和实践操作困难。有限合伙制度作为市场主体立法的一部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法律做出规定。现行《合伙企业法》未能充分考虑法律的适应性，对有限合伙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