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能够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同资金实力的企业或自然人对风险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资金实力强大的人更愿意投资于普通合伙，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资金实力强大的人更趋向稳妥，不愿意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普通合伙中，公司经营者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负责，可能违背应负的忠实与善管义务，损害股东利益，增加经营者道德风险。而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既享有管理权，又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使得普通合伙人更加关注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绩效，避免或降低道德风险。因为普通合伙人清楚，如果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巨额合伙债务，将对此承担无限责任，甚至导致破产。这也是有限合伙人信赖普通合伙人的原因之一。此外，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不需要彼此相互信任，有助于吸引更多有限合伙人入伙，筹集更多资本。
有限合伙有利于实现投资者与投知者的最佳组合，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富人的最大财富在于金钱资本，而智者的最大财富在于智慧资本。金钱资本的联合未必产生最佳的财富；同样，没有金钱资本的支撑，智慧资本自身也不会自动创造财富。一方面，资金实力雄厚但对特定经营领域一无所知的投资者迫切希望找到可信赖的经营专才实现资本增值、创造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懂经营、善管理，但缺乏资金实力的经营专才对于投资者的资金渴望。为了实现投资者与投知者的紧密结合，建立彼此之间互相信赖的机制，立法者允许甚至要求他们之间预先达成一种利益安排：投资者扮演有限合伙人，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放弃合伙事务管理权；投知者扮演普通合伙人，提供合伙企业的管理服务，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但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对于经营专才来说也是理想的情况。由于自身财力不足，经营专才对于设立公司缺乏激情和冲动。又由于普通合伙中的所有合伙人都有权参与合伙事务管理，这些经营专才不愿对其他合伙人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而有限合伙制度使得出资较少的普通合伙人也能独揽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实现以小博大的资本放大功能。因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是普通合伙制度和公司制度所无法提供的一套独特游戏规则。
从投资者节约纳税的角度来看，采用有限合伙有利于避免双重征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税法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对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只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在德国，以公众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开展的特定经营活动还享有其他免税优惠。我国也取消了对合伙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做法，这无疑对有限合伙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如果想获得有限责任待遇、降低投资风险，也可以选择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投资于有限合伙的主要经济动因在于，合伙的税收优惠待遇要多于公司的税收优惠待遇。
有限合伙的经营活动比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具保密性。公司必须满足最基本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即公示要求。上市公司遵守的信息披露要求比其他类型的公司更严格。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应遵守的信息披露要求比公司宽松得多，并且此类要求仅满足合伙企业债权人和政府监管机构的需要。在采用有限合伙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关注有限合伙经营业绩的潜在投资者要比上市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少得多。有限合伙的保密性对于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具有吸引力。
有限合伙人的撤销权行使方式，包括撤销侵权行为、撤销受委托人的执行权以及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区别。在债务承担、关联交易、竞业禁止、财产份额出质和转让以及出资方面，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存在显著差异。
合伙人在不同国家所面临的责任范围和限制问题。美国的合伙人在合同债务方面责任扩大，而英国和我国的合伙人责任范围涵盖了合同和侵权债务，但未对合同债务与侵权债务进行严格区分。合伙人个人责任范围也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有所不同，美国纽约州和英国的合伙人需要
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条件。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需满足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一定金额等条件，同时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另外，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至少两个合伙人、书面合伙协议、出资等。相对于公司类企业，其设立条
中国有限合伙制度立法的不足。地方立法推动中央立法是中国创业投资立法的特点，但地方性立法受到法律体制限制和实践操作困难。有限合伙制度作为市场主体立法的一部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法律做出规定。现行《合伙企业法》未能充分考虑法律的适应性，对有限合伙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