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累犯后罪应当以宣告刑为准，因此并不是法定刑。这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累犯从重处罚制度的设定，旨在对那些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罚。该制度规定，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的一定时间内再次实施犯罪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量刑。相比初犯，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更大，其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严重。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来评判其犯罪行为，而应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在本案中，犯罪人自首、立功和退赃等一系列后续行为表明其社会危害性并未达到累犯制度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程度。此外，刑法中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都包括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行为理解为对其犯罪行为应当判处的法定刑，那么累犯适用范围将被扩大，显然不符合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
1997年修订的《刑法》废止了类推原则，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法》第65条规定的“一般累犯”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根据这一规定，《刑法》只明确规定了构成累犯的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后罪是法定刑为徒刑以上，还是根据各种量刑情节确定可能判处的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而适用累犯。
我国刑罚的目的主要是预防。刑罚的适用旨在通过剥夺、惩戒和教育改造，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使其认罪服法，悔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尽管刑罚在形式上具有惩罚性，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预防犯罪。累犯的再犯能力强于初犯，如果不对其从重处罚，就难以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如果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单独的刑罚就可以达到刑罚的预防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适用累犯从重处罚，否则，过重的刑罚将掩盖刑罚的防御目的。
共同犯罪的定义及知情不报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根据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如果是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则不被视为共同犯罪。此外，文章还介绍了主犯和从犯的定义及处罚原则。
关于造假案中从犯的量刑标准问题。首先定义了主犯和从犯在刑法中的定义和处罚原则，其次强调了考虑对从犯减轻处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从犯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合理的量刑决定确保了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十二岁杀人犯的法律处理方式，重点在于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者的处理原则。处理原则包括从宽处理、不适用死刑、教育、感化和挽救，以及分案处理。针对未成年人的个人特点，应查清事实，同时进行教育和感化，并避免不必要的处罚。文章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将未成年人与成年
刑讯逼供罪的取证责任问题，指出在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件中应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害人需提供证据证明司法工作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若证据不足，审讯人员需自证清白。该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广泛应用，且有刑法先例。在刑讯逼供罪中，由于被害人处于不利地位，让审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