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一方当事人借婚姻索财的规定在法律中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立法倾向。这似乎要求所有的婚姻当事人在建立婚姻关系时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只以纯粹的爱情为基础。然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立法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也脱离了法律操作的实际需求。
婚姻自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决定自己的婚姻意愿的自由。至于婚姻的动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法律无法追究，这只是一个道德价值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干预的范围。
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新婚姻法突出地反映了法律对人类关怀的一面。它不仅触及到人的道德准则、自律规则，还触及到情感世界。通过大量不容选择的强制性规定，新婚姻法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导到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轨道上。这些规定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所认可。公民只能选择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而不是选择是否遵守这些规定。婚姻法将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领域纳入法律的管辖，例如将“忠实”作为婚姻的首要义务写入法律条文中。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夫妻间的不忠实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走向解体，也不能认为婚外性行为就一定需要刑法制裁。这些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更多的人选择在“城外”生活而不愿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果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也对社会整体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婚姻自由原则由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构成。结婚自由是指建立婚姻关系的自由，而离婚自由是指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结婚自由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条件，而离婚自由则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离婚自由使得不幸的婚姻得以解除，为建立幸福的婚姻创造条件。没有离婚自由，就无法实现完全的结婚自由。
相对于结婚自由而言，离婚自由经历了更多的困难和矛盾才逐步建立起来。婚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禁止离婚主义、限制离婚主义，到如今成为主流的自由离婚主义。自由离婚主义越来越强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尊重婚姻关系的本质。这代表了婚姻法律制度的先进化和文明化，也是我们追求更完善婚姻自由的动力。近期，针对离婚自由是否应进一步限制的争论，一方面认为离婚自由导致草率离婚，离婚率急剧上升，对社会稳定不利；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限制离婚自由就是限制结婚自由，是婚姻制度的倒退，限制离婚自由只会使婚姻当事人的矛盾在旧有体制下无法得到舒解，更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事实上，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离婚自由的限制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逐渐放宽的过程。然而，这场争论不仅展示了人们对婚姻自由的不同看法，也揭示了婚姻家庭制度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个人意愿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在两性关系中，国家应扮演何种角色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首次规定了“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这一条款解放了中老年人头上的新束缚和经济上的顾虑，为人们在中老年时期的婚姻自由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持。
婚姻自由的概念及其法律意义。婚姻自由包括选择对象、缔结婚姻和决定离婚的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相互补充，保证个人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主权利。然而，婚姻自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程序，不能损害家庭、子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正确行使婚姻自由权
根据“骗取抄”的手段等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实施法律处理。一般说来，“骗取”结婚证的行为，是违反婚姻自由和结婚法定条件的违法行为。而且，以欺骗手段获取结婚证的婚姻不属于可撤百销婚姻，而属于无效婚姻。例如，违背事实，制造虚度假文书、证件等骗取结婚证，获取
不是真的，目前仅仅是该教授抛出的一个观点，并未经过立法。我国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有了配偶又和他人重婚的构成重婚罪，故不可一妻多夫，如果形成犯罪事实，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第一条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
本案中双方的协议以张某提出离婚为前提，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塬则。婚姻双方及其他任何人均不得通过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限制来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且双方约定离婚时子女一定要由林某抚养也与法律规定的塬则不相符，因此该协议属无效协议。当事人双方的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