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陕西爆出董-伟“枪下留人”案以来，社会各界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声音不断增加。近年来，杜*伍“杀妻”案、佘*林“杀妻”案、滕*善“杀人碎尸”案、聂*斌“强奸杀人”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进一步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回问题的关注。2005年10月26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发布，明确表示最高法将在未来五年内收回地方高院对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一重大改革对于保障人民的平等人权、提高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以及减少死刑的适用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我国司法管理及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法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死刑复核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监督程序，被视为对死刑案件实施的一种特殊救济措施。作为被告人生命权的最后防线，死刑复核程序起到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与死刑处罚和执行密切相关的死刑复核程序的贯彻并不理想。尽管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明确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但实际执行情况却远不如人意。许多死刑案件中，死刑复核程序早已名存实亡。尽管学界多次呼吁依法办事，但死刑复核程序仍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十年。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底至1979年初召开，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也明确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意味着死刑的核准权限被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然而，这一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未得到认真执行。
注射死刑的成本问题。虽然注射死刑成本相对较高，但国家财政支出承担费用，个人无需交纳。相比之下，枪决的执行成本虽然最低，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实际操作复杂。注射死刑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花费得以节省，但执行方式并非仅仅是金钱计算，还需考虑威慑效果。
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现状。中国为控制死刑的适用，设立了复核程序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复核程序包括适用对象、时间、方式的确定，具体程序的启动、复核审理及复核裁判。程序严格，旨在防止误判，贯彻少杀、慎杀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包括刑事抗诉工作的原则、抗诉的范围和不宜抗诉的情形。在抗诉工作中，应遵循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能与诉讼经济相结合等原则。抗诉范围涉及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等方面的错误。而不宜抗诉的情形则
因陕西的董-伟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引发的社会各界对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未来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一改革对保障平等人权、提高刑事司法公正和减少死刑适用具有积极意
